首先，使这些历史学家联合起来的不是理论方法论观点，而是思想政治观点。他们很少号召资产阶级史学注意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以便制定适用于实践的现代理论和促进个人和个别团体为建立人道的合理的社会采取明智的行动。其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观点仍属资产阶级观点范围，根据这种观点，科学不应当直接干预现代政治问题。因而，象韦伯一样，科卡力求使科学从重要论断中解脱出来，并使它的批判职能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
    社会批判学派的出发点是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并有能力进行旨在改善和一定程度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改革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概念的昔日拥护者以乐观地深信工业化过程和民主化过程的自然的相互联系为出发点，但是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与“工业化社会”的昔日拥护者不同，他们把建立“合理的人道的社会”视为地球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至今都还没有解决的任务。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有什么障碍呢？可以把所有关于障碍的议论基本上归结为三个假设：工业化前的阶层、社会要素或社会要素的渣滓的阻力，社会个别领域的纵向发展，资本家为了利润的自私利益。
    社会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断言，现代社会各种不同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以前的各种因素。这种思想在他们了解德国“特殊道路”产生的原因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注意的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不同的（在那里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德意志帝国的专横的半专制政治的发展。
    对德国“特殊道路”产生原因的新解释所依据的理论原则，是韦勒尔在《俾斯麦与帝国主义》（1969年）、《1871-1918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重重危机》（1970年）、《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1973年）这三本书中制定的，这三本书整个说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建立德意志帝国到十一月革命这段时间的德国史的完整图画。但是不能认为韦勒尔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因为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Th.维布伦、当代美国历史学家H.罗森堡和B.穆尔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这种理论的主要论点，至于对资产阶级史学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及其对帝制时期对内政策的评论就更不用提了。
    他们观点的一致性在于通过保留大地主的影响、经济和政治立场来解释德国反动政治发展的原因，这导致工业化社会加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过时的、停滞的政治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是德意志帝国没有能力在国内及时进行现代化，因而决定了它的覆灭。左倾自由主义者、不莱梅大学教授E.盖斯也是作这样评价的， 他指出，应当把1871年和1945年之间德意志帝国的兴起和灭亡，理解为一种惨痛的尝试，即通过保存传统的贵族政体结构的途径来解决包罗万象的工业化问题、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和民主化要求问题遭到失败的尝试。
    韦勒尔与存在于今天联邦德国的保守流派、所谓的“新历史学家”即社会史有限方案的拥护者中的传统史学的某些教条断绝了关系。围绕着社会史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也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当时密歇根历史学家G.埃利高度评价韦勒尔的著作摆脱了教条的影响，而联邦德国研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弗赖堡大学教授H.－G.茨马尔茨利克断言，韦勒尔的著作贯穿着纯粹的虚无主义和消极否定德国史中肯定面的精神。
    尽管受到猛烈的抨击，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韦勒尔在5 年时间内出版了三本书，而且受到联邦德国教师和大学生的欢迎，虽然他的论敌愤怒地宣称，“不能把反对普鲁士德国君主政体上流社会的起诉书交到大学生手中”。
    韦勒尔强调指出从在保守的基础上建立帝国到德国法西斯主义这段时间内德国历史的连续性。他提出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结构中会产生导致魏玛共和国灭亡和法西斯攫取政权的势力？与问题的这种提法有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德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历时性的，因此德国不能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模式过渡到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制度？
    韦勒尔把韦伯发展的思想作为自己批判评价德国历史进程的基础，韦伯认为政治结构的现代化也应该适应德国社会迅速的经济现代化。但是竭力保持原状的旧统治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此是严重障碍。韦勒尔在放弃这种看法的同时，指出帝国政治制度个别方面的、以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不予注意的重要的相互联系，从这种观点看来，他的著作是联邦德国史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还可以正面评价韦勒尔对经济因素的过分关注，虽然他用多元论反对社会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领域占优先地位的意见，把经济因素的职能关系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联系起来。韦勒尔详细研究德国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所有领域，这使他能够揭示当时国家政权结构的职能和作用的一般机制。
    但是，韦勒尔的概念至少在两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的概念里缺少德意志帝国的发展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相互联系。在片面突出容克地主的作用的情况下，大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作用和职能这一问题被放到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