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经学发展，经历了今文、古文两派由对立到合流的变化过程。论者多谓因郑玄兼论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文、古文经学沟合为一。其实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上乃至政治上的复杂原因，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但其重要一点，实与博士的职任性质密切相关。惜向之论经学者罕有论及此者，本文试就此略陈所见。
    《汉旧仪》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文章，为高弟。”“晓古文尔雅”乃博士职任之一。按“古文尔雅”乃当时习语，其义即谓通古文训诂之学。如《汉书·艺文志》：“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后汉书·贾逵传》：“《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皆乃此意①。自汉初以来所立博士，确多通古文训诂，并能解读古文经书。征诸文献，其例颇多。如景帝时，河间献王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并为其中的《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鲁恭王得孔子壁中“古文经传”，其中有《古文尚书》，汉朝博士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又据《汉书·艺文志》及《经典释文》，孔壁所出古文《孝经》及《论语》，皆孔安国为之作传。《汉书·刘歆传》谓孔壁“《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以之与《儒林传》相较，贯公传《毛诗》、《左氏春秋》，庸生传《古文尚书》，则桓公所传为《古文逸礼》。按桓公为礼官大夫，其性质实与《礼经》博士相类。《史记·儒林传》正义引《七录》谓《仪礼》“古经出鲁淹中……博士传其书得十七篇。”是博士曾解读古文《礼经》。又《书》孔疏引《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②《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上举诸例，可证汉初以迄武、宣时所立博士，通古文训诂，能解读古文经书。只是其时公私学者所讲授者，主要乃已形成师说体系的今文经学，而尚未别出所谓古文经学。以往有人认为西汉博士只能教授今文，不通晓古文。此则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晓古文尔雅”乃博士职任之一，则识读古文既不妨其为今文博士，亦不影响其解读传习古文经书。究其实，今古文之分的主要之点，在于其学说体系之异，及由此导致的学派门户之见，至于其文字上的今古之异，并不主要。但“晓古文尔雅”一点，已予为后来的今古文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古文经学的成立，主要应以西汉末刘歆争立古文经及王莽时立古文诸经于学官博士为标志，此后在东汉一代今古之争愈益剧烈。但在王莽立古文经学于学官之前，西汉所立今文博士本多兼习今古文经书者。除上举孔安国等诸例外，他如《汉书·儒林传》所述，江博士习《鲁诗》及《谷梁春秋》，又传《左氏春秋》；胡常及翟方进俱习《谷梁春秋》为博士，亦兼传《左氏春秋》。似此诸例，皆当与博士“晓古文尔雅”的职任相关，因而其时亦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学派分歧。至王莽时虽立古文经学于学官，但由于其时尚未形成今古之间的森严壁垒，故博士仍多兼习今古之学者。
    王莽出于取代汉室的政治目的，专力于制礼作乐事，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因而他又“专念稽古之事”③，立古文经学与此有关。所以，立古文经学于学官一事，实从属于王莽代汉的政治目的。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④，亦即他把经学利用为自己政治活动的舆论装饰。这种政治实用主义，决定了王莽虽立古文经学，但未必在学术上严格区分今古。而且今古之间的所谓家法对立，乃是由于王莽时代古文经学成熟之后，在东汉时出现的经学现象，王莽时代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此可以王莽时的博士议论为例说明之。《汉书·王莽传上》载刘歆与诸儒博士七十八人议王莽为其母服丧之法，其中有曰：“《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又曰：‘《周礼》曰：‘王为诸侯缌，’‘弁而加环经’。”按《周礼》为古文经，所谓《礼》当指今文《仪礼》。所引《礼》见于《仪礼·丧服》，其为今文《礼》无疑。因为据《汉书》之例，若同一经而有今古之别，则于今文经直称某经，而古文经则多加古文二字以示区别，如《古文尚书》、《古文易经》之类。而礼古文经则有《礼古经》、《古文逸礼》诸称。一般称《礼》则应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今文《仪礼》。由此刘歆及诸儒博士所称引，可见其学杂称今古，亦即其时尚未形成壁垒分明的所谓今文、古文之家法对立。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王莽为利用经学达到代汉的政治目的，在利用经义文饰政治时往往今古兼采，无意对今古之学加以严格区分⑤。这种作法必对其所立博士制度产生影响，使其所选博士多兼习今古之学。据《汉书》所言，王莽及争立古文经的刘歆，都是兼习今古之人。公孙禄指斥刘歆“颠例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⑥，亦可见其时今古文之间的壁垒门户并不明显，因而王莽时博士兼习今古文自不足怪。但王莽时代在经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影响，即古文经学因立学官而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以此为基础才在东汉时代出现所谓今古之间的家法对立。而在王莽时代古文经学成熟之前，是无从谈到今古之学的家法对立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王莽时存在博士兼习今古之习是不足为怪的。
    西汉立于学官博士的诸经，因传习较久，即至少自汉初以来已各有师说传人，故皆已形成自己的讲说体系。古文诸经则不然。古文经书出现较晚，加之多藏于中秘，外人难得见，故传习不广，讲学不精，迄未形成师说体系，故最初未能立于学官。其间虽有孔安国以《古文尚书》上奏朝廷一事，但阻于巫蛊案而不果，故古文经一直未能得到朝廷方面的重视。《汉书·刘向传》谓成帝“方精《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这是朝廷注意古文经书之始。后刘歆继刘向校书中秘，建议哀帝为古文经立博士，虽未成，但古文经书发露于世。至王莽立古文经学博士之后，古文经说渐成体系，并通过讲授于太学而扩大其影响。如东汉《左传》学的主要传人是郑兴，所谓“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⑦。郑兴曾为《左传》撰作条例、章句、传诂，使《左传》之学大备而行于世。郑兴曾从刘歆问《左传》，《东观汉纪》又谓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汉代唯光武帝时为《左传》立博士李封，余无他人，则金子严当为王莽所立《左传》博士无疑。由此《左传》之例可以概见，王莽为古文经立学官博士，乃古文经学得以成熟并大盛于东汉的重要原因。因为古文经学由此自成体系，并形成所谓古文家法而足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与此相应，东汉时代屡有人上书朝廷，争立古文经学。这种争议除见于《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外，碑铭文字中亦偶而可见。《隶释》载《外黄令高彪碑》有曰：“明于《左氏》，桓帝时上立博士章。”此可见终东汉一代争立古文经之议不绝。虽然东汉时代古文诸经基本未得再立学官博士，但博士兼习今古文者却由于各种原因而继续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