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西方史坛可谓流派纷繁，学术观点各异。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各流派的历史观与世界观，解剖其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就可以大致把它们分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两种大的类型。西方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虽然大大晚于资产阶级职业历史学，但其发展与成就早已令世人瞩目，成为目前西方史坛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①诚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决非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许多挫折甚至危机。今天，我们回顾其所走过的路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或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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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唯物史观是同时诞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系统表述唯物史观的科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规律进行过表述。不过，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那时的马克思还不能得到正常传播。当时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很少，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更为数寥寥。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少数理论家、宣传家的小小范围内，其影响所及是非常有限的。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初步与欧洲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终于爆发1848年全欧洲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新成立的各国共产党或社会党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更好地教育人民群众，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各国共产党都很重视本国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党的领导人亲自或带领，步史学家研究本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次革命的性质、作用及历史意义，批判和澄清了资产阶级史学家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种种偏见和谬误，写出了第一批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无庸讳言，这些历史书还谈不上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是为现实斗争的需要而编写的历史政治教材。而且，撰写者一般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都曾是居于党的高级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活动家或宣传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把历史著作当作阶级斗争的战略工具”②。应该说，这些历史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指导各国历史研究和现实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历史研究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各国虽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本国近代史的研究，但马克思专业历史学家的队伍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职业化也待起步。各国马克思史学学派还处于孕育阶段。
    进入20世纪，人类历史出现巨大变迁。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致命性的战争与危机，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瓦解，新兴的民族民主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也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应该说，这种形势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职业化过程比起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职业化要晚约半个多世纪，其开始大约是本世纪20～30年代前后。在此以后，“在西方和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③不过，也就大约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甚至危机。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西方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理和理论家，他们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在生前虽然对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做过科学的预见和理论阐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各国所有的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在他们生前，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职业历史学家队伍尚未形成，因此也没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和系统地分析研究各国历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他们生前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甚至没有资本主义历史的国家纷纷建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姗姗来迟。“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非但没有腐朽，而且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再比如，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模式？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本来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从各国实际情况特别历史发展中寻求正确的答案。这样做不但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能使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来是非常丰富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被简化成五种生产方式论、“基础-上层结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决定论。各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只能为上述观点提供经验的诠释，除此之外不得越雷池半步！不仅如此，唯我独马（指马克思主义），违我则修（指修正主义），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强扭在一起。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放性与生命力荡然无存。脱离实事求是和探索精神的历史研究只能成为科学的对立物。事实证明，僵化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到空前的危机，也使其丧失了生机与活力。对此，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居伊·布瓦曾指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教条主义造成了范围广泛的曲解和僵化，斯大林主义便是最惊人的表现；否认这一点是徒劳的。以为思想僵化的情况仅限于东欧国家，或仅仅看到揭露了个人迷信便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摆脱了思想僵化，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④此外，布瓦还对这种现象的表现做了描绘：“在史学方面，哪怕只是草草地列举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思想僵化已经十分严重：千篇一律的演说，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考古学等部门除外），繁琐地、矫揉造作地玩弄概念……等等就是主要表现。今天，无论谁碰到苏联官方的历史学家代表团，都会看到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最糟糕的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鹦鹉学舌的态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无意地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⑤布瓦的话并非耸人听闻。当然，受教条主义危害的程度各国不尽相同，即使如此，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不良学风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濒临绝境。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为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完全取代了研究本身，成为千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历史研究不是从丰富的历史实际与材料出发，并通过历史现实所呈现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而是不惜用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个别原理或具体结论剪裁甚至歪曲人类的历史。这样做必将是扼杀史学家历史认识的创造性与科学性，窒息历史学按其自身发展规律向浓度和广度拓展，以致造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僵化保守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