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研究领域由狭窄到宽泛。长期以来，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程度不同地存在范围狭窄、内容陈旧的弊病。偏重政治史和事件史，缺乏对历史总体和结构的深入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受的专业训练往往都是传统的，传统史学的许多陈腐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资产阶级史学，而且也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其二，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历史研究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政治性和革命性被置于第一位，学术工作服务于严肃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为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一般局限在本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的范围以内，对其他问题很少涉猎。其三，受粗俗的经济决定论和简单化的影响，不重视甚至放弃对文化、精神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大约从50年代以后，在清算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对如何搞好历史研究也进行了反思。他们认识到，唯物史观不能包办代替具体的研究工作，检查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志是学术著作的科学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搞理论只作为手段，拿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才是目的本身。历史学家要不断提出新问题，发掘新领域和新题材。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勇于开拓那些陌生的然而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英国，新社会史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拓宽研究领域、转移研究重点与对象的成功尝试。对此，伊格尔斯评价说：“新社会史的诞生是多重影响的产物，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英国和其它地方，它的出现是近15年到20年来历史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发展”。⑩自从50年代起，英国一批较年轻、而且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写作，其中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顿（Rodney Hilt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等。他们研究范围极广，如希尔是17世纪革命史专家，希尔顿以封建主义和农民史著称，威廉斯以民主制度史见长，霍布斯鲍姆专治劳工史、农民史和工业资本主义史，汤普森专长写自发群众运动。他们如今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在他们及后辈史学家的辛勤耕耘下，社会史已囊括与劳动和生活有关的所有现象，不仅是劳动，还包括工余与消遣，体育运动、教育、慈善、死亡、暴动、犯罪、宗教等等。可以说，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英国社会史的动向。在法国，历史研究的一些先驱领域，不管是社会史、经济史还是文化-心态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与开发，并给予很大影响。特别是伏维尔（Michel Vovell）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精神状态史的研究及可贵贡献，其意义不仅仅是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简单化、庸俗化做法的经济决定论的彻底抛弃。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心甘情愿地禁锢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而把宗教信仰、精神形态和情感方面的历史这些更为复杂的领域让给他人。正如伏维尔所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被禁锢于地窖，而把高雅的上层让给别人，这种谨慎态度却丝毫没有得到补尝。”（11）伏维尔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心态史的角度对无套裤汉与群体的态度、非基督教化运动、死亡、节日、革命英雄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传统历史学无法获得的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范围、领域的扩展，并非只是数量上的简单相加，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本体和历史运动各层次关系问题认识的深化。
    复次，研究方法由单一到多样化。“二战”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采用传统史学按编年叙述事件的方法，并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万能钥匙用于分析一切历史问题。战后，由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日趋成熟与完善，历史学与某些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渗透，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有些方法也逐渐上升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这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借鉴和吸收社会科学方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社会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相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采用。比如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研究新社会史这门“综合的学问”，就必须引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犯罪学、精神学等各个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成果。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就是“文化史家（在他的责任上）可以不注意经济学，经济史家也可以不注意莎士比亚，然而，社会史家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一方面，就不会取得进展。”（12）
    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环境中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已属难能可贵。因为，我们不可忘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总是受到攻击。它没有固定的学术机构，在大学中不占据受人仰慕的地位。恰恰相反，直至相当近期，马克思主义甚至无容身之地。就是在后来较为容忍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深知他们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当代，马克思主义有权存在，但这一生存权来之不易。在这种环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处于不安定之中，屡受攻击。正由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未有机会成长壮大。在此，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如此的政治环境中仍能勇于探索表示由衷的敬意。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比如，由于受新黑格尔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一种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日甚普遍。这种观点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旗帜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作用。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在英国、美国等都有相当的市场。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阶级意识是历史发展与阶级形成的关键。美国当代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尤金·吉诺维斯（Eugehe D.Genovese）也主张，“阶级的存在与经济利益相关，但其发展并不完完全全从属于经济利益，也是文化演变与世界观的产物。”（13）再比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社会史结缘，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因受英国屈威廉的“无政治的社会史”传统的影响，历史研究往往只注重“底层的历史，而忽视政治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历史进程的制约关系。英国以研究劳动史为中心的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所制定的五年《学术计划》（1983～1988年），将重点放在“民众文化与劳动运动”和“共同体、文化、经济变动”两个领域里。第一个计划探讨的课题是：（1）死亡的社会史，（2）体育运动的社会史，（3）民众音乐的社会史，（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史。1973年，英国历史研究会运动成立了新的研究中心“历史研究班社会史中心”，研究对象从劳动史、地方史、口头传述的历史、家庭史以及音乐、建筑直至电视等视觉艺术都包括在内，在上述两个选题中，政治因素占有什么位置，我们无从而知。因此，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好“经济”、“文化”、“政治”三者之间的层次关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由于受“新史学”的影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有所滋长和蔓延。历史著作不再以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为中心，而更多的是物化的历史、无人的历史。应该说，这种“无人”的社会史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史研究乃至西方“新史学”运动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