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是令人痛心的。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途是“山穷水尽”还是“山重水复”呢？前者意味着灭亡，后者意味着扬弃和再生。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反思潮流，二是新史学运动的促进。在西方，对教条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运动兴起于本世纪20年代，发起人是第二国际所属的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员或党外左派进步人士。在现实问题上，他们既反对苏联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倾向，同时也反对把苏联十月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变成各国共产党应当普遍遵守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他们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性，提出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在革命斗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克服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把宏扬人的主体意识或主体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目的。6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骤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的发展，其影响波及西方各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甚至普通劳动者。但是，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希望哲学等打着重新解释甚至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和定向是有积极作用的。起码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方面是如此。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颠倒主客观的作用，片面夸大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否定规律性和决定论的观点，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壮大，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为其摆脱困境提供了借鉴。作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史学是在本世纪初批判传统史学旧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史学通过发现新客体来扩大史学的观察范围；提醒人们注意整个人文科学（人类学、经济科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等）；在系列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日趋复杂的数值方法，以及注重结构和整体研究等新颖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给封闭多年的西方教条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强有力的冲击，从而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特别是就那种把历史研究等同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本身作机械地静态描述的简单化、概念化和模式化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就历史研究如何扩大和更新领域，如何吸收和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挣脱了僵化和教条主义桎梏束缚的当代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焕发了青春。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日趋扩大，职业化过程迅速发展。有的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某些研究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彻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僵化、平庸和保守的代名词的局面，并且日益成为西方史坛一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力量。布瓦曾说过：“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布瓦说：“当然，这两支巨流并不是互不相干的。在摈弃旧的不合时宜的史学实践过程中，它们一同壮大起来，并肩前进。然而，两者却也进行着实力的较量，而且互不信任。这两支巨流局部地、混淆不清地、杂乱无章地汇合在一起，也许这是本世纪末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仅就这两支巨流既协作又冲突这一情形而言。它们的汇合就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互影响甚至趋同，这的确是事实。因此，人们若想仅从研究对象、方法、手段、途径和概念术语等方面对两者做出区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在谈到两者的识别标准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伏维尔认为，“这主要是从研究中所使用的解释机制等方面来观察。”⑦换句话说，即要看他们如何分析和解释各层次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应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确是接近或趋同了，这就是布瓦所说的局部“汇合”的现象。但在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解释机制方面，两者仍有明显的分歧甚至尖锐对立，这是布瓦所说的“冲突”的一面。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单纯的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延伸和继续。因此，既是学术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复杂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想站稳立场；保持其独立性，就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否则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丧失战斗力甚至被“吃掉”。在这方面，布瓦的话可谓一语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的结合还不是一场简单的事。这种结合虽不断撞上新的暗礁，却又比任何时候更加必要。这是联合，但也是斗争。无斗争的联合如同无联合的斗争一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途是有害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联合具有挑战的意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场论战范围之广泛，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在技术创新和人文科学魅力的掩盖下，有些现象正在发展着，如：主张对马克思主部分地或全部地进行重新评价；放弃搞全面史学和探索科学方法的努力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出有分量的、切中要害的回答。”⑧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大胆创新，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并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只有这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永葆青春，并在西方史坛上继续发挥其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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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总称。当然，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规模、研究领域、学术水平和史学家素质等方面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共同群体进行考察，并归纳出其普遍的发展态度。
    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经历了从教条主义到独立思考的转变。50年代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使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吃尽了苦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现象，从而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掀起一股思想解放潮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是个人迷信与崇拜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表现。唯物史观是科学体系和研究工作的指南，它不能替代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而这些具体研究正是唯物史观永远充满活力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今天，我们面临着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思索更没有经历过的种种问题。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后继者，应当把发展其理论与方法放在第一位，唯有发展与创新，才谈得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作为史学工作者，衡量发展与创新的标志是历史研究实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简单地为马克思作评注，而是试图做马克思本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它的比较讲求实效的流派而言，现在是主要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注释他的某些原理（当然，那些真正值得注释的原则除外）。”真正“充满生气的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的引文不再够用的地方开始的。”⑨霍布斯鲍姆的话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说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改变了那种“唯书主义”的鹦鹉学舌式的态度。他们不仅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试图用自己的研究丰富和发展它。事实正是如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反对那种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原理简单化、模式化的所谓“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经济决定论。霍布斯鲍姆、汤普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许多造诣很深的学者们，在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史学实践中，都认为经济决定论解释是不能接受的。例如汤普森自称自己的研究理论为“试图探讨社会存在与社会觉悟之间、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霍布斯鲍姆则推崇葛兰西，因为后者“强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汤普森有个很著名的论点，即认为阶级的主要标准不是客观结构，而是从历史角度阐述的觉悟。除上述以外，近来发表的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也无疑都是以描述所谓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和广泛的文化现象为特征的。这些新见解当然不同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正确性、科学性如何，尚待历史验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观点都是思想解放、独立思考的产物，具有反思、探索和开拓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