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禧之年到来之时，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有了新的收获。这就是张广智教授主著、陈新博士参与撰写的《西方史学史》的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 该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既是一部优秀的西方史学史通史教材，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史学史的通史性的学术著作。同时，它也是中国学者在探索“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道路上所进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撰写西方史学史的通史著作殊为不易。它要求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切忌写成一部以介绍史家及其著作为中心的史料学史；其二，切忌写成一部西方国别史学史汇编的西方史学史；其三，切忌离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去孤立地探讨史学的发展与得失；其四，线索明晰，详略得当。要做到这几点确实需要治西方史学史的学者付出艰苦的努力。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要能钻进去也要能出得来”。所谓“钻进去”，就是在个案研究方面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挖掘。所谓“出得来”，就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不至于迷失方向，孤立地去评判某位史家或某个史学流派的得失。当然最佳的处理方案就是由治西方史学史的专家通力合作，发挥集体优势，撰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学者观点的西方史学史的通史著作来。但是目前国内因缺乏有关的组织而使其成为不可能，于是人们只好各自为政。新时期以来所出版的有关著述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倾向。这虽然是一个缺陷，但也为具有“独断之学”的西方史学史著作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西方史学史》即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细读该书，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注重西方史学思想的演变及史学流派之盛衰的分析和评述。由于史学思想是史学的灵魂，也是某一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倾向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或延伸。而史学流派则是某种史学思想的载体。因此，弄清楚西方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和各史学流派的盛衰，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对史学家的评价，而且也可以克服以往西方史学史撰述中将之写成一部史料学或国别史学史汇编的倾向。对此，该书的作者有着深刻的理解。著者在《前言》中论述道：“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它包括史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历史观），也包括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狭义的史学理论）；特别要研究历代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因为他们往往以其高远的史学思想或奠基一个流派（如兰克），或创立一种史学新范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足以影响几代人，乃至在一个长时段中对史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著者还论道：“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史学流派，研究它们的过去与现在，繁荣与式微，成就与问题；特别要研究那些重大的史学流派，研究体现某一时代史学发展潮流与方向的史学流派，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折，窥见政治的、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程，如20世纪风行不衰的法国年鉴学派，便是一个范例。”
    虽然，人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往往不尽人意。而《西方史学史》在这方面就做得较好一些。如在谈到19世纪史学时，作者就专列一章，论述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史学思潮或流派的嬗变。再如，在讲述当代西方史学时，作者专列一章，论述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科学新史学派、史学的新领域和方法等。当然，这种思路贯穿于全书。如在讲述古典史学时，作者就古典史学传统进行了概括；在讲述中世纪史学时，作者谈到了基督教神学历史观是如何渗透到历史撰述中的；作者还论述了历史哲学在启蒙时代的出现、发展及其在当代的演变。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为从前的国内西方史学史著作所忽略的问题在该书中得到了阐发。如对于历史主义--它曾经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历史思想，作者就深入探讨了它的由来、特征及其影响。对于当代史学领域中大家都比较陌生的影视史学，作者也做了简要的介绍。对于当代西方世界史编纂中的“全球历史观”，作者考察了它的由来及其成就。
    二、注重将西方史学放置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之下进行考察。作者不仅将某个时期的西方史学放置于当时整个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之下加以分析，而且还注意将每个史学家也放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加以研究。对此，作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著者在《前言》中论道：“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与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走向，研究体现这种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如近代初期，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如18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思潮等。”可以说，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该书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都超过了以前的西方史学史的通史著作。
    翻开本书，我们便可发现，在论述每一个时代的史学发展状况之前，作者都专列一节论述该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同时，在论述各种史学思潮或史学流派之时，作者也都阐述其所出现的文化背景或渊源。如在论述浪漫主义史学时，作者还专门论述了浪漫主义思潮的特点；在论述实证主义史学时，作者还专门论述了实证主义思想的起源及其特点等等。这种做法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去理解某一时代的史学、某一史学思潮或史学流派、甚至于某一位史学家，而且还可以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对于中世纪史学，作者就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从该时代的总体社会和文化环境出发，对之进行了反思并作出了一些新的评价。作者认为，上帝在中世纪西方史学实践与著述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这无疑是导致其相对贫乏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方史学家是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而成为蜷缩在上帝羽翼下的无能与卑鄙之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评价“适用于对编年史、年代纪、圣徒传的总体评价，而不适用于其中某些优秀之作”，“适用于评论大多数西欧历史学家，而只是部分地适用于少数像奥古斯丁、格雷戈里、鄂图等这样的历史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而拜占廷的优秀史学家则更要另当别论了。如此这般，我们也就不能以这些有限的言辞来评论整个中世纪史学了”。同时，作者还指出：“中世纪史学家写作历史的动机作为一种主观意图体现了他们的实践目的。在宗教意识的影响下，历史学也实现了它的社会功能。巴托利将中世纪史学视为神学的女侍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基于他认为中世纪历史学缺少独立性，完全成了为神学服务的工具。我们还能看出巴托利是以一种近代历史学的标准去苛求而不是合理评价中世纪史学。正如我们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具有社会功能一样，中世纪也是如此，只不过那个时期对历史学之社会功能的要求来自于宗教意识占主导而非近现代的科学理性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将中世纪西方史学看作是“神学的婢女”的观点也传到了我国，并在史学界长期流行。一些人之所以人云亦云，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这个时期的西方史学所致，另一方面恰恰是没有从中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去加以考察所造成的。作者还从长时段的史学发展出发，评价了中世纪史学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