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而中国史学和社会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之间的那种如胶似漆、难解难分的关系，是史学经世传统的重要表征。在这种传统的浸染下，“以史为鉴”成了圣君贤相们自我儆戒的规条，“史学所以经世”则被有为史家奉为治史修史的基本原则。正因如此，史学的命运紧随着政治的沉浮而沉浮。今天，我们通过对中国史学经世传统的寻踪探幽，审视、反思，或可找到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最佳结合点以及走出史学困境的新路径。
    一、史学经世与史学研究
    史学经世的前提应该是秉笔直书，追求历史之真实。作为一名严肃而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必须双肩担道义，超然物外，客观公正，不存偏私，实事求是。然而，通观中国史学史，史家群体之中，为了以前朝真史儆策世人，备受冷遇者有之；为了将当朝史事告于后世，罹难被祸者有之；为了所谓道德教化，为尊者隐，为显者讳的有之；而为了全身避祸或求荣求显，唯上是从，趋炎附势，曲笔作史的亦有之。从某种意义上讲，经世致用易，秉笔直书难，在两者不可两全时，坚持前者易，坚持后者难。曲笔有时是为了保命、求名、求显，有时则是为了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宏愿。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君王的意志就是全社会的意志，因此，史家难以把握自我，实现自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治史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只能是一个虚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每一朝代都有史家矢志铁笔写史，充当社会的良知，而代代都有史家因无法挣脱强权政治的桎梏而良知泯灭。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史家试图另辟蹊径。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乾嘉学派对史学经世与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处理，值得我们认真考察和探讨。
    随着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完善，清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高压和垄断，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雍、乾两朝的文字狱之苛酷，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显然，在布满政治神经的极为敏感的史学领域，如果史学与政治之间依然保持那种固有的、难以割舍的关系，则史家就随时都有因触犯莫名忌讳而罹遭惨祸的危险。为此，史家陷入了无以自拔的两难境地：一如既往地执著于史学经世的传统，坚持以警世为己任，为王者求资鉴的原则，凭着正义感和使命感，善恶必书，美丑俱录，执意求真，直抒胸臆，那将触犯规条，招来横祸；如果为保性命，阿谀逢迎，唯上是从，任情褒贬，曲笔作史，又将于心不安。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战战兢兢的求索，在磨去了棱角，隐藏了斗志，压抑了参与社会政治的欲望之后，乾嘉史家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使性命无虞，可使良知不泯，可使理想附丽，可使精力投注的归宿--历史文献考据。
    考据是对既有文献和史籍的考索与校订，是对历史真实的刻意追求，是对中国史家秉笔直书传统的一种曲折反映。对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派来说，考据可以远离现实社会的是是非非，用不着终日惶惶然、惴惴然，只要不去刺激当朝统治阶级，任何内容都可以作为考证的对象，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关乎世道人心，则不必过分在意。他们之所以选择以所谓“厚古薄今”为特色的历史考据，是因为研究“今”则必先满足政治的需求，而研究“古”却可远离现实，政治干扰较少，人身自由较多。可以于世无患，与人无争，于己有益。
    在恶劣的社会环境的挤压下，乾嘉史家抛弃了史家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淡忘了史家肩负的神圣职责，疏远现实，醉心古史。应该说，这是中国史学的莫大悲哀。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乾嘉历史考据学为转机，在摆脱了历史和现实政治之间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纠缠后，通过超脱于现实，沉湎于学问的治史实践，中国史家开始尝试以学者式的（而非政治顾问式的）思维反观中国史学，他们开始朦胧地思考史学是什么？史学与政治，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专业化问题，从而使史学露出了成为一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专门学科的端倪。
    在西方，追求纯然学术，标榜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一直受到社会的肯定和鼓励，而在中国，为致用而治学的功利主义学风却起着学术导向作用。史家德行的高下，成就的大小，往往以其著作的经世致用程度来论定。史家力倡将匡时救世之深意寓于叙事论史之中。王夫之认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这种文以载道，史以经世的思想为顾炎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名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②在对史学得失进行综括的基础上，清代史家章学诚鲜明地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著名论断：“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③就是说，只重考据或空发议论的史学研究，是不明史学之真义。只有把经世致用之宏旨寓于其中，才可算得真史学。从以上史家对史学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乾嘉史学的症结所在。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复杂的。环境的挤压，使中国史学在乾嘉时期游离出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在这同时，也给史学创造出了一个转轨的机遇。
    梁启超说：“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④这种论断，可谓切中肯綮。所谓“非主义的运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不高标史学经世的目的性，不讲求史学研究的效用性，不侈谈史学为谁服务的原则性，不讲世界观，只讲方法论。这里所说的方法，实际上是从顾炎武、阎若璩到惠栋、戴震渐次总结归纳出的一套系统的考据方法。正因为不措意“主义”，乾嘉学者才可以做到“……不以人蔽己，亦不得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⑤摒除主观成见，追求学问真谛。对于乾嘉学派的积极影响，梁启超作了这样的归纳：“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发向学；二、因此种方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⑥逃避现实之风气万不可长，沉溺古学之研究绝不可倡，但为求真理，终身许之，忠实不欺，讲求创意，虚心向学的精神还是足可称道的。这种学风的形成，固然与文化高压政策有关，但更多的是得益于对中国史学经世传统的合理扬弃。
    纵观中国史学史，真正使史学游离出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大概只有清代乾嘉时期。或许，正因为无视现实，不问政治，才使他们敢于以求真为名怀疑一切学术领域的成说，不以所谓“圣哲父师”之言为是，凡事寻根问底，必求是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清学派时代精神，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⑦
    应当指出，不受“主义”支配的所谓纯客观的、超阶级的史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无视现实需求，为历史而历史的史学研究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史学一旦失去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这块沃土，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把史学看作史家寄托思古幽情的工具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将是史学的严重堕落。现实性是历史学的根本属性，离开现实性，史学必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史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次序以及研究重点的确定，应以现实的需求程度为尺度。从本质上讲，现实需求是推动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反过来说，历史学是对现实的一种特殊认知活动，对历史过程的每一认识，都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审视，因此，作为历史学家，不但应该具有强烈的致用意识，而且还应该具有政治家的洞烛其奸的能力和敏锐判断，善于将思维的触角伸入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内部，以史家特有的思维方式、研究手段和方法参与社会，服务现实，指导人生。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对现实--尤其对政治的过分亲和，有时会混淆政治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丧失史学应持的理性原则，从而使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先例不胜枚举，而文革时期的史学悲剧，更不应从我们的记忆中轻易地抹去。我们一向强调史学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功能，而当这种功能和某些历史真实发生抵牾时，史家一般因服从阶级利益而难顾历史之真实。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得的科学结论，应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然而，无庸讳言，由于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史家很难避免研究成果与现实功利间的非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