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经世与史学误区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领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家队伍。在现实政治需求的推动下，他们推出了一批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史学论著，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这些史著，在注重战斗性和效用性的同时，力求内容和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强烈的使命感以及斗争需要的紧迫性，使他们在革命性与科学性二者不可兼得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在研读了这些著作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其政治价值似乎更大于其学术价值。以郭沫若为例，他自己也承认，早年的某些史论，在对史料还没有充分接触之前，已让感情跑到了前面。这里所讲的“感情”，大概就是我们常讲的无产阶级感情。郭老的史学研究，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他的很多史著，都对革命事业和学术研究，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很显然，其某些论著，往往以革命的义愤代替了科学的分析。四十年代，当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吹捧秦始皇时，他便对秦始皇极力地贬抑，因为秦始皇采用的是韩非的思想主张，他便“恨乌及屋”，对韩非的思想也大加挞伐。只因为吕不韦和秦始皇有过斗争，他便不惜笔墨对吕不韦尽情歌赞，甚至武断地论定：“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立场上。”⑧这些结论，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遗憾的是，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偏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身上。
    建国后的史学，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人民政权的合理性，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的正确性方面，的确发挥了任何其它学科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并未能对史学领域存在着的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对史学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片面理解和对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漠视，严重地阻滞着史学的正常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为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的恶性泛滥提供了机缘。
    我们不妨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次反复为例，来考察一下史学领域在经世致用问题上存在着的一些偏颇。
    早在三十年代，陈恭禄、蒋廷黻、钱穆等就指出，洋务运动是一次“近代化运动”⑨。四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家李达、何干之等也一再肯定了洋务运动在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对促进近代化进程的首创意义，称洋务运动“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并使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迈步”⑩。这些结论，迄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遗憾的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当时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了一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了证明其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合理性，别有用心地把洋务官僚说成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领袖”；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的爱国御侮运动；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中国近代化的断层归结为时人不理解洋务派“对外避战以图自强的方针，而对洋务派的自强事业多方掣肘”（11）。表面上看，这些结论，似乎与李达等并无多大分歧，但其真实用意是昭然若揭的，即美化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美化国民党的妥协路线，把抗战胜利后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处处依赖和仰仗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此，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健将，以笔作枪，分别在其论著中作出了与国民党御用文人针锋相对的结论，断言蒋家王朝与洋务派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洋务运动是“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卖国运动”，“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12），“为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13）。这些论断，虽然接触到了洋务运动的一些实质，但出于满足特殊政治需要的考虑，对洋务运动采取了极端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从而将洋务运动打入冷宫。严格说来，当时两个阵营关于洋务运动的笔战，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他们都把史学当成了政治的附庸、喉舌以及论证某种政治见解的工具。
    六十年代初期。姜铎对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重申三十年代李达等史家关于洋务运动的正确论断，肯定“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的潮流”（14）。此外，对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以及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述。然而，当时不少人把姜铎对洋务运动的肯定与当时的所谓翻案风硬加比附，肆意批判，从而扼杀了其正确思想的萌芽。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竟把洋务派比做走资派，这就把洋务运动的研究推进了死角。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时岳、胡滨等才率先打破沉寂，系统论述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明确地提出：“……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运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表现了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方向”（15）。毫无疑问，这是得当之论。然而，近年来有些史家追逐时尚，强将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政策措施，暗比我国现今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就难免有重蹈旧辙之嫌了。从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循环反复过程中不难发现，我们在对史学经世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对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历史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误区。
    误区之一：把历史为社会现实服务，狭隘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从而使史学只能在政治的狭窄通道上蹒跚而行。现实社会对史学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有文化的、伦理的和其它各层面的。历史学家应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通过对更为广博的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从中挖掘和提炼出富于哲理性和启示性的内容，以更为理性的方式，从更为完整的意义上为包括政治在内的现实社会服务。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史学的功能出现了单一的政治化倾向，史家一直在服务于政治的非学术轨道上运行。严重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使史家笼罩在一片浮躁的学术气氛之中。
    误区之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过分地突出了政治对历史的需求，过分夸大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尊重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心理特征，而重视历史则是这种心理特征的具体体现。当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统治阶级不是直面现实去寻求对策，而是反求史籍以期得到资治的启示。中国浩瀚的史籍犹如一座“社会医库”似乎一切医世良方都寓于这个无所不备的医库之中。明君们可以从中得到治国安邦的宝鉴，而昏君们又总能由此得到为恶心安的佐证。中国古代社会又以超稳定和少变化为特征，某些问题重复再现或相近相似，如土地集中问题，灾荒、流民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危机问题等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这种社会特征，使统治阶级养成了从历史中直接索求问题答案的惯性。而史家似乎也总能以历史研究为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这种需求，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对政治的指导或资鉴作用便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却以剧变和多变为其基本特征，至于当代社会，新情况、新问题更是迭次出现，各种事物（尤其是政治事件）的发展千变万化，并无固定模式，靠经验、仿传统必将一筹莫展。所以，如果我们仍以向后看的方式，企图简单地、直接地从古人那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就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了。传统社会的高层决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的经验，而在现代社会，更多地可能要参考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运筹学等多方面的最新理论。因此，从表面上看，历史学的地位似乎每况愈下，我们所讲的史学危机，大概与史学的这种政治功能的相对削弱不无关系。当今史家的心理失落，从本质上讲是对传统史学的辉煌备加怀念的一种反映，于是，个别史家急切地以强化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为借口，试图通过加大史学影响政治的力度的途径，靠更为急功近利的方式来更为直接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以求摆脱目前面临的困境，结果是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每一时代的史学，都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功用，只是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今史学的确切位置。不过，有一点清楚的，那就是：传统的、过分而单一地强调史学政治功能的经世致用观，并不能引导史学走出低谷，迈向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
    误区之三：存在着对历史服务于现实的方式、方法的错误观念。为了达到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有些史家以牺牲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代价，牵强附会，影射类比；为了满足某种特殊的社会需求，甚至可以随时随意地调整自己的某些史学观点，以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史学似乎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史家可以对其随心所欲，任情涂抹。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有力佐证。这就使普通民众产生了一种厌倦心理，认为与其费心劳神地去看那些信度不高的专业化史著，倒不如轻松怡然地去读一些野史稗乘，这种流弊，是造成史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古代并不存在学术自由的环境，致使学者不敢直截了当地议论现行政策或直陈政治见解。为了避祸保身，不忤当道，只好采取引经据典，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于是史学便成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最理想工具。梁启超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6）中国人固有的重传统、崇权威的文化心理，是这种“好依傍”和“名实混淆”学风的成因。本是自己的创获，但为了避免因惊世骇俗而被指为大逆不道，必须依傍于古代的权威以证明自己的思想“古已有之”。毫无疑问，史学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最理想工具，它为此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种学风的长期泛滥，曾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发展，成为牵强附会和影射史学的温床。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而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不是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地和随意地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17）任何为了某种主观意图，不顾事实的内部联系，随意拚凑和罗列材料的行为，都是不科学的、不严肃的，都是对历史科学的摧残和践踏。明乎此，我们才能寻回完整而独立的富于理性精神的历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