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绿洲王国，盛衰系于丝绸之路的通绝。①高昌国有完善的客使接待制度，麹氏高昌国时代作为田租征收的葡萄酒中的一部分直接用于供应客使，田租所出的小麦或粟米一般都由百姓加工成方便食用的面或麨供应给客使，而肉类、干果、蔬菜等的消费则需要客使自付酬值。②哈拉和卓九○号墓出土文书《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③使我们了解到客使接待制度早在阚氏高昌时期即已存在。④
    本文将利用《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以下简称《张绾等传供帐》)提供的信息，在对文书性质进行重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阚氏高昌时期其他相关文书，探索当时存在的客使供应制度及其运作情况。
    所谓《张绾等传供帐》出土于哈拉和卓九○号墓，墓中出土有永康十七年(482)文书，据此可知，墓葬相当于阚氏高昌时期。⑤该墓葬所出文书大多被剪成长宽皆为6.67厘米的十四双纸靴。从纸靴边缘残存的墨线来看，在剪制纸靴之前曾经在平展的废弃文书上用笔勾勒出十四双纸靴的形状，之后将纸张折叠剪制成纸靴。尽管墨线勾勒的纸靴形状大小不尽相同，但纸张折叠之后一次性剪成的纸靴却有统一的尺寸，这些统一大小的纸靴应当是作为明器随葬的。该墓葬所出未被剪制成纸靴的主要是《高昌阿苟母随葬衣物疏》和本文研究的《张绾等传供帐》。
    《张绾等传供帐》的文书号为75TKM90：20(a)，20(b)，原本由两纸粘接书写而成，正面未写完接写在背面，文书在埋入墓葬之前进行了剪裁。粘接的两纸中第一纸被剪成鞋底形状，第二纸被剪成鞋面形状，两纸的尺寸分别为25.43厘米×12.39厘米和25.43厘米×14.35厘米。结合阚氏高昌时期的其他文书，我们知道两纸的长度约为这一时期完整纸张长度的一半。⑥先将文书内容迻录如下，再作讨论。
    “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未标注“前缺”，但观察首行所书内容，有多个文字被剪去了部分笔迹，首行之前原本应当也还有内容，故本文的录文在首行之前添加了“前缺”。
    关于此件文书的性质，“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将其定为“传供帐”。钱伯泉先生在《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一文较早地对此件文书做了细致研究。钱先生在文章中全文引用了此件文书，但将文书的名称由“传供帐”改为了“传供状”，他在引用文书之后说：此件文书“应是高昌人供应外国使者的物品名数帐目单”。由此可知他也认为文书的性质是“帐”，而并非“状”，文章中将文书性质由“传供帐”改为“传供状”，当为手民之误。文书内容本身包含的信息应当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据以定名的依据，相关内容最明显的是第3行和第15行出现的“(主簿)张绾传令”。我们能否依据这两条传令记录就将整件文书定性为“传供帐”呢？本文将重新进行研究。
    本件文书出现的物品中，行緤以“匹”计，毯及疏勒锦以“张”计，赤违以“枚”计，此外还有厚绢、沾缵等。其中，行緤为棉布，赤违即鞣制后的红色兽皮。⑦第7行涉及物品种类不详，仅存单位“匹”字，据此推断，所出织物应当也是行緤。第2行涉及物品也不详，可见数量和单位是“半斤”，根据同墓所出文书《高昌永康(？)十年用绵作锦绦残文书》⑧中“绵三斤半作锦绦”的内容，第2行所涉及的或许也是绵。绵是纺织原料，但却不能算作是纺织品，赤违则并非纺织品。本件文书除残损太甚的第16行情况不明之外，其余十六行都涉及纺织品或赤违的情况。可以说本件文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有关这些纺织品及赤违的情况。
    本件文书涉及的物品登录方式包括“(出)某物若干付某人买某物供某人”(第1行、第10行)、“(出)某物若干付某人供某人”(第2行、第17行)、“(出)某物若干付某人与某人”(第4行、第5行、第7行、第8行、第14行)、“(出)某物若干与某人”(第9行)。目前可见的十七行记录中，第11、12、13行残缺内容较多，留存的内容为“出毯一张”、“出行緤”、“行緤”，可以认为与其他行具有类似的结构，也都是登录织物的支出情况。⑨此外的十四行在当行的记录书写完毕之后都留存有多少不等的空白，由此可知，每一行的内容都是完整的，相互独立的。我们注意到，第2、17两行使用了“供”字，而第4、5、7、8、9、14诸行使用了“与”字；考虑到第17行所供的对象“鍮头(发)”⑩，第4、5、7、8、14行给与的对象“若愍提憨”、“乌胡慎”、“吴儿折胡真”、“作都施摩何勃”、“阿祝至火下”诸人，第9行给与的对象“秃地提懃无根”都是来到高昌的外来使节，那么可以认为后三种登录方式涉及的织物供给方式具有类似的性质。(11)
    较为特殊的两行是第3行和第15行，这两行出现了“(主簿)张绾传令”。第3行的登录方式是“出行緤卌匹，主簿张绾传令，与道人昙训”，第15行的登录方式“张绾传令，出疏勒锦一张，与处论无根”。两行登录方式的差别可以说仅仅是颠倒了前两项的顺序而已，可以认为这两条记录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记录中出现了织物供出的传令者“主簿张绾”，与其他的十余条记录相比，这两条稍显特殊。之所以也被列在同一件帐簿中是因为同样涉及织物的支出，只是具体方式有差别。其他未出现“(主簿)张绾传令”的十余条既然未注明，(12)应当也就不存在传供的程序。要特别指出的是，第6条“王阿钱条用毯六张买沾缵”，其中完全没有出现供应客使的情况。由此可知，用“传供帐”为本件文书定名，无法反映文书的真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