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第16行内容残缺亦多，相关情况不明。
    ⑩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98～99页；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收入作者《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11)文书第1行、第2行的供应对象“涞□”和“□涞”，“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没有划专名线，结合其他行的情况，这两处应当也是外来客使。
    (12)第11、12、13行残缺较多，无法排除这三行残缺的部分中原本有“主簿张绾传令”之类的记录。另，与《张绾等传供帐》同出哈拉和卓90号墓的一件小残片(编为75TKM90：37/1～37/5中左边三件中的中间一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27页)上可见“绾”字，“绾”之上的残字当为“张”。此件文书也涉及了主簿张绾此人。
    (13)第15条可能例外，直接以“主簿张绾传令”起始，后书“出疏勒锦一张”，顺序有颠倒。如后文将论及，第6条应当也没有以“出”字起始。
    (14)如《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38～240页)；《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12～414页)。参见王素先生对相关文书记帐格式的归纳，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55～560页。
    (15)如《某人条呈为取及买毯事》、《刘普条呈为得麦事》、《刘普条呈为绵丝事》、《北凉玄始十一年(422)马受条呈为出酒事》、《祠吏翟某呈为食麦事》，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6、7、61、77页。
    (16)關尾史郎：《條呈-∪ゥルファン出土五胡文書分類試論(I)》，《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10号，2001年，第1～13页。关尾史郎认为从十六国时代到麹氏高昌国时代公文书的样式存在延续和继承性，阚氏高昌国作为承上启下的时代，亦必有相近的文书类型行用及传存。
    (17)同墓所出被剪成纸靴的两件文书《高昌永康(？)十年用绵作锦绦残文书》(75TKM90：34)和《高昌永康()十年残帐》(75TKM90：35/1〈a〉，均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18页)都涉及织物出纳，正文内容之后见年月日等内容，又可见明显为异笔书写的“凯”字押署。前者的正文内容可见“须绵叁斤半作锦绦”，似含呈请批准之意。这两件文书或许为阚氏高昌国时期的“条呈”文书或性质类似文书。另，同墓所出编为75TKM90：22(a)的残片亦存“凯”的左半部，王素先生认为当属同一件文书。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壹］附录残片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58～159页。
    (1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36页。文书第三行首字的“仓”系根据残存笔画推补，此处的推补当可信从。
    (19)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第17～18页。
    (20)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21)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38页。
    (22)王素先生推测麹氏高昌的诸部有可能是麹氏之前的诸王国的建制，王素：《麹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文物》1989年第11期。
    (23)孟宪实先生讨论麹氏高昌中央诸曹的仓部时，也提及本件织物及毯等支出帐，认为应与仓部相关。孟宪实，宣红：《论麹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收入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120页。
    (24)关于文书中名号的最新研究，参见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155～165页。
    (25)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157～158页；《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收入作者《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90～93页。
    (26)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160、164页。
    (27)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101页。
    (28)荣新江先生注意到同墓所出文书中有《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推测可能是织物支出帐中的柔然客使将这些商品带到了高昌。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