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会试落第，在京师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他思想深处原本就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此时一听刘逢禄所言，觉得句句话都说在心坎儿上。第二天，喜悦之情仍难以抑制，他不禁挥笔写下一首诗：“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17]决心跟随刘逢禄研究公羊今文经学。刘逢禄去世十年之后，龚自珍著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将此作为继承刘逢禄微言大义的作品，可以告慰于逝者。“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18]毗陵是常州的古称，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刘逢禄及常州学派的崇敬之情。
    龚自珍对于常州地区学术文化极为熟稔，与常州籍学者的交往也很多，他曾写下《常州高材篇》一诗，记述常州人材之盛，对于乾嘉时代常州学者的各种学问，无不提要钩玄，钱钟书称此文“可作常州学派总序读”[19]，诗中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20]诗中描述了常州地区家家户户都通晓公羊今文经学的情形，可见常州学派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如果作者对常州学派没有深入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首诗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从思想源流上去分析，完全可以将非常州籍的龚自珍及魏源等人归入常州学派。梁启超在所撰《儒家哲学》中谈到清代常州学派时，认为：“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学。……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21]梁启超说得非常清楚，“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所以说龚自珍是常州学派的健将。
    三、龚自珍的治学特点
    龚自珍是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的健将，但他并不是全盘接受公羊学的所有思想，对于他所崇拜的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亦有不同意见，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治学风格。公羊今文经学中存在着许多谶纬迷信思想，对此，龚自珍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说：“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他断承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某些方面，对天人感应论思想作出了批判，认为日食、月食有其自身规律，“近世推日、月食精矣”，他建议朋友遍查“历来彗星旧档案”，找出这种规律，著成专书，“此书成，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22]。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有意志的天的存在，“善言人者，必有验乎天”[23]，“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24]，这又表现出他认为天与人互相感应，彼此相通，流露出谶纬神学的意味，这表明了他不彻底的唯物论思想。
    龚自珍研究今文经学的目的在于以公羊之义讥切时政，即经世致用，故他不拘泥于今文经学的门户。他在撰写《春秋决事比》时，“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新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谷梁氏”[25]。兼采公羊、谷梁和左氏三家之说。这是因为无论今文、古文，其先皆出于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26]。因为源头一致，今、古文之间不应各持门户之见，互相指谪。龚自珍不抱门户之见还表现在对待公羊氏及何休的态度上，他认为：“公羊氏失辞者一，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27]这在那些严守今古文壁垒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守家法，大逆不道！但龚自珍偏偏敢说这些话！对于曾求学过的刘逢禄，自珍是很尊重的，在文中常引用他的说法，并“大书‘刘礼部曰’别之，如公羊子称沈子、女子、北宫子曰故事”[28]。但他又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对刘逢禄的的某些说法，亦有不同态度，在文中特别标出“予说此事，与刘礼部异”[29]。表现出求真的态度。对于《诗经》的解释，他也不拘泥于今文经学之说，对今文、古文“无所尊，无所废”，“经有家法夙所重，诗无达诂独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泬寥再发姬公梦”。诗后自注说：“为《诗非序》、《非毛》、《非郑》各一卷。予说《诗》以涵咏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30]自珍分明知道经学讲“家法”，但他还是敢于突破门户之见，不墨守今文经学的樊篱。当然这并不能用来当作否定他属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的证据。因为一个学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正是这个学派有生命力、能发展的表现；如果一个学派内部在所有问题上观点都完全一致，首先这不可能存在，其次即使存在，那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无法继续前进了。
    四、公羊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观
    龚自珍对社会历史的看法继承了公羊学的传统，将历史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个时期：“问：‘《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若《春秋》之当兴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也？’，答：‘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31]“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食货者，据乱而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32]干支可以用来记一日一年，也可用来记一章（十九年为一章）一蔀（四章为一蔀）；公羊三世既可用来划分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可用来划分某一段时期的历史，甚至还可以用来划分文学作品的时代。不仅《洪范》八政可配三世，八政自身又名有三世，而且如公刘之诗亦“有据乱，有升平”[33]，《尚书·洛诰》篇亦“有升平，有太平”[34]。这表明了自珍将公羊三世作为分析历史事物的钥匙。从龚自珍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已经隐约流露出“三世三重”说的迹象。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著《中庸注》，提出：“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据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据乱、升平之别。”[35]放慢其资产阶级改良步伐，其思想或受到龚氏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