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继承军功爵者，视父辈爵级傅籍标准不同。关于爵位继承，张家山汉简有详细条文：
    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后〉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其毋适（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置后律》，第182-183页）
    这是有爵者疾病死后，爵级如何继承的规定。这一条文分为四个层次。（一）、侯爵即彻侯及关内侯，按原级爵位继承；（二）、卿爵指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爵位，一律降为公乘继承；（三）、大夫爵即五大夫至大夫五级爵位，各自降两级继承。如五大夫（第九级）降为公大夫（第七级），公大夫降为大夫（第五级），依次类推。（四）、“士”爵的不更至簪褭，亦各自降两级继承；上造（第二级）以下，也就无所谓爵级继承。律文规定，为后者须是嫡子，若无嫡子，则按小妻子、偏妻子先后顺序依次继承。后子外，其他诸子的爵位继承方式是：
    不为后而傅者，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褭；卿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褭，它子为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为上造，它子为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当士（仕）为上造以上者，以适（嫡）子；毋适（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长者。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仕）之。父前死者，以死时爵。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傅律》，第182页）
    较之后子，余子继承的爵位要低得多。此条列入《傅律》，曰“不为后而傅者”，说明这是对有爵者的余子，适龄傅籍时所应继承爵位的规定。“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之”，整理组注“士”为“仕”。按“仕”、“士”古多通用（注：《孟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焦循《正义》：“《论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仕与士古多通用。”《韩非子·说难》“此非能仕之所耻也。”王先慎《集解》引卢文弨曰：“仕与士通。”），《说文·人部》“仕，学也。从人，从士”。古人职业世袭，成年傅籍试习家业，《史记·历书》“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这是昭帝之后的律文。前引汉初《傅律》则云：“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所以以未傅”句的意思是：诸子必须等到傅籍时，才能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是未到傅籍的年龄，就要等他达到规定年龄后，再按其父当时的爵位，决定他的爵位继承。若是其父在他傅籍前死去，就按其父生前所达到的爵位继承，也就是“父前死者，以死时爵”。
    爵位承继的律文近乎琐屑，后子与余子迥然有别，余子间也不尽相同。前引《置后律》首句称“疾死置后者”，亦即有爵者死后，后子才能继承爵位。但《傅律》又说，傅籍时父亲已死，“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即使是后子也不能按其原来的身分继承。这难免会造成傅籍标准的混乱。据上引《傅律》，官府在制定傅籍标准时，实际采取了一种简单而易于操作的方式。这就是包括后子在内的诸子，不考虑其自身承继的爵位，而只是根据其父亲的爵级确定傅籍年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不更以下”即“士”爵之子，二十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大夫爵之子，二十二；“卿以上子”，二十四。推测此处的“不更以下”，当与上文“不更至上造”涵义相同，是不包括公士的，故其后有公士子“为士伍”之语。所谓“卿以上”，按汉简文例，就是指大庶长至左庶长的卿爵。（注：如《二年律令·赐律》载官阶与爵级的对比关系，“卿比千石”，其《传食律》则谓“卿以上比千石”，是“卿以上”实际指卿爵，不包括其上的侯爵之证。）律文提到“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但并未说明士伍的傅籍年龄。按士伍指无爵或被夺爵后的成丁。（注：刘海年：《秦汉“士伍”的身分与阶级地位》，《文物》1979年第2期。）“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其中后子或为上造、公士，其他诸子皆为公卒，公卒已经没有爵位。推测士伍当如“不更以下子”，也是二十而傅。（注：当然，不完全排除低于二十岁的可能，或即如秦代的十七傅籍。但我更倾向于这里的无爵者是二十傅籍。前引《傅律》条是由两枚简组成，“公士”以上属364号简，其下为365号简，两枚简的衔接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所载内容看，是先述有爵者的傅籍标准，按爵位从低向高的顺序；再述无爵者如“公士”、“公卒”、“士伍”之子甚或轻刑罪犯之子，按“士伍”标准傅籍；最后论及“畴官”的规定，此中间并无缺文。秦及汉初士伍的阶层显然是最广大的，法律条文不规定士伍的傅籍标准简直不可思议。而如果《傅律》实际上已经做了规定，那就应当是最低爵位也就是最低标准的“二十傅籍”。）军功爵的最高等级为侯爵，包括彻侯、关内侯，《傅律》丝毫未提侯爵之子如何傅籍。汉代郑众曾说，“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复”就是复除、不收役事。（注：《周礼·地官·乡大夫》郑众注，《十三经注疏》本，第716页。）上引《傅律》称关内侯的余子中，二人继承不更爵位，其余则为簪褭；但《置后律》则规定侯爵之后子按原爵位继承。律文不载侯爵之子的傅籍年龄，恐怕是其可以免役、无须傅籍的缘故。
    从傅籍标准看，自身获爵与承继爵位者的差别不大，似乎看不出对后者有什么特别限制。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所获（承继）的爵位直接关联，（注：故汉初有“爵徭”之语，见《二年律令·傅律》：“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这一点应当是继承秦制。出土秦简未见相关内容，但据《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是刑徒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傅籍。《封诊式·封守》爰书假设被收的“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自由民傅籍标准高于刑徒，推想不同爵级的傅籍标准也不尽一致。《编年记》中“喜”的身分不得而知，但我们不能把秦十七傅籍的标准绝对化。
    重新回到景帝二年令上来。其令谓“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秦律中的“男子”有成年奴隶，（注：《封诊式·告臣》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男子丙是甲的奴隶。《秦律十八种·仓律》载可以丁壮者赎隶臣妾，“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里说的男子恐怕也多是家内奴隶。）也有成年自由人。（注：《封诊式·覆》爰书：“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亡自出》：“乡某爰书：男子甲自诣，辞曰：‘士五（伍），居某里，以乃二月不识日去亡，毋（无）它坐，今来自出。’”这两名男子都是“士伍”身分，避役逃亡后又出来自首。）但秦汉时期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据下引《亡律》，是“复使及算”，也就是说并不傅籍。汉代史籍屡见“赐天下男子爵”之语，秦汉爵制“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注：《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刘劭《爵制》。前引张家山汉简“五大夫”以下为编户民，刘劭《爵制》云“公乘”以下，李均明指出“这类区别也体现五大夫在等级划分中的临界状态，故易上下浮动”。见《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公乘”为编户民所获爵位的最高界限，此中的“天下男子”与二年令同义，都是指身分限于公乘之下的自由男子。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爵位有关，最低年龄“不更以下子”、“士伍”是二十而傅。景帝二年令规定，天下男子一律二十傅籍，不再考虑爵位问题，这自然是当时泛授民爵，导致爵位轻滥的结果。而从傅籍标准看，就低不就高，显示出封建政府最大限度控制人力资源的意图。汉昭帝后宽力役之征，“民年二十三为正”。“正”就是傅，原为“天下男子”，此处泛言“民”，意思却是一样。此后历经两汉，傅籍年龄不见变化。
    三、妇女从役问题
    汉代妇女是否服役，今人也有争论。韩连琪（注：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收入《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郑学檬（注：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主张，汉代不论男女，每人到了“始傅”的年龄之后，就要在郡县服役一月；施伟青（注：前揭《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则谓汉代妇女十五岁就要服更卒徭役，钱剑夫也说，“妇女从役当为两汉的通制”（注：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59页。）。否定者则如马怡：“妇女在一般情况下不服常规性的徭役”，“汉代女子服役大概不是常例”（注：马怡：《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林甘泉主编）第16章第3节《汉代的戍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页。）；高敏甚至认为“服徭役与兵役，本不及于妇女，只是特殊时期，才有女子服役”（注：高敏：《秦汉的徭役制度》。）。既然分歧仍存，就需要进一步探讨。
    上古时代的妇女从徭役，也从兵役。《商君书·去强》曰：强国知十三数，“壮男壮女之数”为其一。同书《兵守》篇谓守城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是秦国成年妇女与男子一样，也要承担兵役。蒙文通论证较为充分：
    谯周《古史考》言：“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史记集解》引）秦战胜而妇女老弱皆死，正以妇女老弱皆在行间，与于三军之役，则妇女亦以首功受爵赏。《魏氏春秋》陈群奏云：“典籍之文，妇人无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妇因夫爵。秦违古法，非先王之令典。”《御览》引《魏氏春秋》为孙盛书，殆以中国于古妇人无爵，因夫之爵；秦违古法，正谓秦之妇人有爵，故非先王之令典。秦爵二十级皆以首功，妇人有爵，正以妇人服兵役有首功。以此三事相证，三军有壮女之军，事自可信。《后汉书·郑泰传》言，“关西诸郡，颇习兵事。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自陇以西，妇人任战之习，汉末犹然。秦起褭渭之首，当战国之世，决有此俗，夫复何疑。（注：蒙文通：《儒学五论》之《广论·秦之社会》，路明书店印行（未注出版年代），第68-69页。）
    据蒙氏所论，妇女从军之制仅见于秦国。《墨子·备城门》、《号令》篇有“丁女”即壮女（注：《释名·释天》“丁，壮也”，“丁女”也就是“壮女”。）持矛守城的记载，朱希祖认为这两篇为汉初人假托，（注：此据蒋礼鸿所述，见氏著《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但今天的学者皆主张是秦人所作。（注：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再序》，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收入《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相关论述详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6章《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银雀山汉简《田法》篇：
    先大息五日，上使民之壮者，吏将以猎，以便戎事，及助大息之费。猎毋过二日必错。
    《礼记·月令》谓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此处云“民之壮者”定期田猎，借机达到练兵目的；但不知“民之壮者”是否包括成年女子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