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离不开对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寿县出土楚铜器补述》、《关于铜器之艺术》等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上文提及的《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也都是通过对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史实。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对“古史二重证”的发展并不止此，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这就是他时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证”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认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从有关殷代的史料去考察，还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过对四方边裔各种族历史的考察，再结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国古史关于“五服”、“九服”之制，两千年来迄无定论。徐先生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注：《傣族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二）科学的古文字考释方法
    考释古文字是古文字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确的考释方法，乃是该项工作的核心。徐先生根据多年来研究古文字的心得体会，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后来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这种方法。文中说：“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地造，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如古代黄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即所谓的“陶复陶穴”。反映在文字上，就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字，如：
    “穴”字，甲骨文像以土覆盖梁木之上，为穴居的窑洞。
    “复”字，甲骨文像半穴居有前后两道出入之形，引申之，则有覆盖、复杂、反复诸义。
    “良”字，重在描绘半穴居的两道走廊，为廊之初文，两道走廊，空气流通，生活条件改善，故引申之有良好、明朗诸义。
    “丘”字，像半穴居地上有两个门洞之形，与“复”字同是半穴居，只是“丘”字描绘地上的门洞，“复”字则是地下的平面图。
    “京”字，甲骨文、金文均像地面上有小屋顶，深穴居下面有木柱支撑之形。此字与丘字同是穴居，丘像半穴居，京则像深穴居。《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土地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这种深穴居就是京。周人居豳时所居的深窑洞也叫京，周人迁居周原后，虽有宫室宗庙等地上建筑，全周人仍称他们所居的地方为京。《诗·大雅·大明》歌颂王季之妇太任，说“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周人初居周原时，还是周京并称。
    “享”字，甲骨文、金文并像穴居上有小屋顶，下有火塘之形，一家人饮食睡眠皆在其中，今边区少数民族还保存有这种风俗。人们只要看到这个小屋顶上有炊烟上升，就知道这家人正在烹调食物饮飨盛馔，故享字往后在楷书中就分化为烹、亨、享三个字。
    以上这些字，如果只了解其一面，就很难全面地探索其字源和语源。
    四、人师风范
    先生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仅于学术有重大贡献，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提携后学，诚以待人。其较为突出者，略举以下数事。
    先生为人正直，威武不屈。十年动乱中，“四人帮”疯狂地迫害知识分子，先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劫难中，有人示意要他写一篇“西南女国”的文章，会有好处。但先生抱定“临难毋苟免”的信念，断然拒绝，终不充当“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正气凛然，堪称楷模。
    “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早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深知物力为艰，终身极为节俭，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记得我们刚入学时去拜见先生，见先生作为一代知名大学者，竟然居住在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大家都深为他抱不平，而先生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我们说：“‘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们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千万不要在生活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学校退还给了先生原来的旧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间会客室拿来作为古文字研究室，作为授课、编写《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场所。
    先生诲人不倦，为培养后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却从不收受学生的任何礼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为人，节假日去看望先生，都从不敢买任何东西。记得一个同学报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节，去给先生拜年，同时也向先生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先生详细解答了他的问题，并勉励他认真备考。临走时他拿出了礼物，先生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坚持要他把东西拿走，最后他只得把礼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觉得对他报考研究生肯定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其实先生待人极为宽厚，也很理解学生的心情，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什么成见，后来他通过考试，终以优秀的成绩录取为先生的研究生。
    先生本性谦虚朴实，就是对他的学生也一样。记得毕业后我们在他家编写《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适逢成都古籍书店翻印《说文解字段注》，来请先生提写书名，我们也乘机求先生的墨宝以作永久之纪念，先生欣然应允，而在落款的时候竟称我们为“先生”，我们作为他晚年的学生，实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不朽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师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先生德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