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严耕望教授推崇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常州人。钱，无锡人。吕是钱的中学老师。吕对钱“深为奖掖”，钱受吕的“影响最大”〔1〕。 我见过吕晚年所写的自述手稿，今摘录其中重要内容，略加注释说明，供研究吕氏史学者参考。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
    “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
    “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写了他二十三岁前的学习情况：（一）他出生于史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诲。（二）他从目录学入手。（三）他养成读书必读“元本”以及“自首讫尾”读完的习惯。（四）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他从注意“时务”，“推求”因果，而专意治史。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只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而未谈他二十三岁前的治学经过〔2〕，吕氏自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吕思勉自述中曾对他的15种著作逐一进行反思，要点如下：
    “（一）《中国文字变迁考》。论篆、隶、真、行、草之变迁，其中论汉代所谓古文一段，自谓颇有价值。”卞注：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字例略说》。此书论六书之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说者所创，字例实当别立。六书中惟象形为文，指事亦字。及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自问亦足观览。”卞注：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说文解字文考》。文为单体，其一部分成为中国之字母。既非《说文》之部首，亦非普通所谓偏旁。当从现存之字中句求得之，然后用为识未识文字之基础。予就《说文》一书试为之。”卞注：待刊。
    “（四）《章句论》。论章句二字之本义，即今之标点符号。中国古亦有标点符号，而后钞写、印刷时，逐渐失之。今钩求得若干种，于读古书时补上，可使意义较明显，此事前人虽略引端倪，从未畅论。拙作出版后，亦未见有续论者，至少值得一览也。”卞注：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白话本国史》。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以增补而成，印行于一九二一或一九二二年，今已不省记矣。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之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卞注：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六）《中国通史》。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此书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部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了。馀尚足供参考。”卞注：上册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
    “（七）《先秦史》。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卞注：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
    “（八）《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赀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卞注：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
    “（九）《两晋南北朝史》。此书自问，总论可看。此外发见魏史之伪造及讳饰，表章抗魏义民，表章陈武帝，钩考物价、工资、赀产，及论选举制度，皆佳。论五胡时，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稍失其平，因作于日寇入犯时，不自觉也，异日有机会当改正。”卞注：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
    “（十）《中国民族史》。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备，论汉族一篇，后来见解已改变。”卞注：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
    “（十一）《先秦学术概念》。近来论先秦学术者，多侧重哲学方面，此书独注重社会政治方面，此点可取。”卞注：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
    “（十二）《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惟只及哲学， 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阙点。 ”卞注：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三）《史通平》。以现代史学观点平议，推论，亦附考据辩证。”卞注：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四）《经子解题》。论读古书方法，及考证古籍，推论古代学术派别源流处，可供参考。”卞注：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五）《燕石札记》。考证尚可取，论晋人清谈数篇，今日观之，不尽洽意。”卞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除了对每种著作进行述评外，还对其史学渊源与成就有总的述评：“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馀家差可肩随耳。”
    必须说明的是，吕思勉的著作，不止15种。有已出版而自述中未列举者，如：《制度史五种》（1929年中山书局出版）、《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等。有写自述时尚未出版故未列举者，如：《隋唐五代史》（195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燕石续札》（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至于他身后由“编辑组”整理出版及再版的著作，还有数种。
    或许有人要问：吕先生怎么还有文字学的著作呢？他的自述中已做了解答：“予亦略知经小学。此由在十七岁时受教于丁桂征先生而然……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
    吕思勉的自述十分谦虚，他的史学成就比自述者要大得很多。（他对“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就未提及）这种美德是应该提倡的。
    注释：
    〔1〕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上篇。
    〔2〕《吕思勉史学论著·隋唐五代史》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