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 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是“计量革命”〔5〕，不管怎样，现代意义上的计量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仅构成了对现代史学的一大挑战，也是西方史学50年以来发生新的转折的重要标志。在美国，从50年代开始，计量研究开始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向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等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新经济史学派〔6〕是以珀杜、华盛顿、芝加哥、罗彻斯特、 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等大学为基地的。1957年9月， 迈耶和康拉德发表了《经济理论、统计推理和经济史》一文，提出了用统计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主张。1960年新经济史学派诸家在珀杜大学举行学术会议，规划与协调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引起了经济史家的重视。1963年，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格尔发表了《新经济史初探》，认为“新”经济史与“旧”经济史的区别首先在于计量对象的不同，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复原那些一度有过、但已不复存在的经济数据；其次，新经济史十分注重如何组合原始数据，以便计量前人从未计量过的东西；第三，新经济史十分强调设法计量不能直接计量的东西〔7〕。此后， “新经济史”一词取代了原来的“计量史”或“计量经济史”而流传开来。次年，福格尔的《铁道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出版，1974年他又与恩格尔曼合著《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一书，书中所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新经济史学派随之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至7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接办了《经济史杂志》，完全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支配地位。
    新经济史学是由经济理论、统计推断与数学模式的结合运用，它的基本法则是用计量方法，使它与一个结论或假设相关的所有因素与关系项明朗化。在这一过程中，确立预先的假设很重要，以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是以下列四项假设为基础的：1.存在着决定经济运行的铁的法则，如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总结的那种法则；2.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不可扼止的增长为其特征的，这在所有近现代社会里都采取了类似的形式；3.经济上的现代化过程必然强制性地导致政治上的现代化；4.计量方法不仅可以在经济的、而且也可以在社会的过程中加以运用。〔8〕
    诚然，在他们那里，数学模式与电子计算机程序的运用，是历史学家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在方法论上它的“根本特征是用行之有效的假设-演绎模式建立起对过去经济发展的全部解释”〔9〕。 这一被福格尔所称的假设-演绎模式亦称反事实模式，可以这样说，它构成了新经济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
    福格尔运用这种模式，在他的《铁道和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对前人的铁路运输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十分重要的识见（如罗斯托所揭示的铁路与美国经济起飞不可分割），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只有能证明采用铁路比采用其他最好的办法所带来的增值额，直接或间接地占19世纪美国经济产出的大部分，才能认为铁路是不可缺少的。福格尔运用假设-演绎模式，假设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以推断出各种未发生的情况，结果表明：由于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至多减少3%多一点， 所以他认为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并没有起过决定的作用。
    随后，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在合著的《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没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奴隶制种植园一直维持到1890年的情况会是怎样呢？他们根据诸如棉花价格和产量、价格水平和利息率等各种历史统计资料以及帐簿、日记等大量前人不注意的资料，运用复杂的计算方法计算出1860-1890年间棉花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变动率以及奴隶价格增长率等，得出结论认为到1890年奴隶制度较1860年时更具有活力，因此，奴隶制危机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社会平等问题，或者说是道德问题，奴隶制就其经济实质来说，与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区别，只是带有中世纪的形式而已。
    他们两人的论见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褒之者认为这是“新方法的精华”，贬之者认为这是“糟糕的历史”。由此而触发的这场争论，使人们悟出，用统计方法与电子计算机虽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手段，但并不能由此使历史学家变成无所不能的“超级史家”。不过，反事实的假设--演绎模式对于历史研究仍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有助于人们加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历史学方法论的一种进步。
    三
    美国的新政治史学同新经济史学一样，也是在战后社会科学的勃兴与“计量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1957年，本森在《美国政治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呼吁历史学家更新对史料的认识，应当把报纸和手稿扩大为可以用数值来表示的史料， 以开拓政治史研究的新局面。 1961年，本森在新政治史学领域的代表作《杰克逊民主的概念》出版，它运用计量方法，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19世纪中叶前后纽约州的民众选举行为，以此奠定了新政治史学的基本模式。至70年代，新政治史学进一步扩大了研究领域，注重分析种族、文化和宗教这些因素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新史学派以衣阿华、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和威斯康星大学为基地，取得了不少成就，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其新颖之处除运用计量方法外，更突出的是它把行为科学的理论引入了历史学，为此，新政治史学家又常被称为“行为历史学家”。新政治史学派所确立的“政治行为模式”以下列两种为最著名：
    第一，政治重新组合模式。这是由凯伊最早提出的，1955年，他在《临界选举论》一文中，对选举结果作出趋势分析，区分了不同性质的选举，一种是长期而缓慢的稳定性选举，另一种是短期而激烈的不稳定性选举，提出了研究政治变化的临界选举论或重要时期论。在凯伊看来，临界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选民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变更，这种变更便导致了政治的重新组合。这一理论为新政治史学家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多因素分析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