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军事、哲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宏论，一直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指路明灯。我和上海社科院已故院长黄逸峰等人，于1956年筹建上海经济研究所，半路出家投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时，便是紧紧遵循着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进行的。平心而论，如果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40年来所出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科研成果，以及通过这些科研而培养和涌现出来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还多少起了一点添砖加瓦的贡献和作用的话，那么，饮水思源，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对我们的研究起了引导和鼓舞作用。因此，我们今天既要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中符合历史、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继续继承和发扬，同时也要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冲破成规，对其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的论点，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以便使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走上一个新台阶。
    近期内，杭州大学历史系郭世佑副教授，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发表《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两文，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作了较全面较深入的阐述和分析，题目选得很好，立论基本正确，笔者对作者的理论勇气颇为赞赏。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力图说明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主要理论根据是革命史观，而不是全面研究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则力图说明毛泽东写下中国近代史论的身分，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而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便必然带有种种历史局限和不足。作者的这一论点，基本符合毛泽东研究中国近代史论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我只想作以下补充：即革命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职业革命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对毛泽东来说，是一身而二任，密切不可分的。当然，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目的，是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是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而决不可能花费更多精力去全面解决历史问题。下面，我想对此加以更为详细的论述。
    二
    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除了有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贡献而外，对引导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研究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点：
    1.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这是毛泽东在吸收了30年代展开的一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认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因此，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清中国的主要国情，这不仅是认清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同样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基本根据。
    2.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诸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突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农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广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历史创造者，从而冲破了中国历史学界“帝王将相一边倒”的旧传统，这应该看做是中国史学界的一次观念革命，也是新旧史学界的分水岭。
    3.明确了资本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势力是阻挠中国近代化和造成长期贫穷落后的主要因素。过去在旧中国知识界，对这一问题长期认识不清，这里可举胡适为代表。胡适“贫、病、弱、愚、乱”的五鬼闹中华论，仅仅罗列出中国贫穷落后的表面现象，根本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所在，怎能开出振兴中华的良方呢？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因而把“反帝”列做中国革命的头等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驱逐了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既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也同样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4.明确了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应划分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加以区别对待。这是毛泽东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社会条件的一个创造。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内长期纠缠不清，导致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许多中共党人把官僚资产阶级混杂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统统认作是革命的朋友，对官僚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性，丝毫不加警惕，结果吃了大亏。政变之后，又错误地把整个资产阶级统统当作敌人，作为革命对象，把被蒙蔽被欺骗的广大民族资产阶级，赶到了官僚资产阶级一边，壮大了敌对阵营，孤立了革命人民。要不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大声疾呼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定下了区别对待两个资产阶级的长期战略的话，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绝不可能那样快那样顺利地取得成功的！
    5.明确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目的与方法。我相信，大多数从事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同仁们，在这方面都会有同感。
    6.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论学说，这是毛泽东近代中国史论的精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