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毛泽东的身份主要是革命领袖和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的近代中国史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必然会出现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而且有些历史局限与不足，还牵涉到执行者的过错。
    毛泽东近代中国史论的历史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哪几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同样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点：
    1.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出现严重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导致了阶级斗争观点与历史主义观点在60年代发生一场大的论争，无端地伤害了一些进步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对历史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
    2.重政治轻经济，片面强调近代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连三届政府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措施，也加以一笔抹杀和全盘否定。如对晚清政府兴办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对国民党政府30年代的某些经济改革，以及在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等等，都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评估。
    3.片面强调了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导致过份提高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把迷信愚昧、狭隘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之一；而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和作为新兴中国资产阶级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维新运动，反而被摒弃在外，这显然是不够公允的。
    4.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论。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还是很慎重的。他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买办阶级”后又陆续提出了“豪绅买办阶级”、“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等等；到了1939年12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几乎改变了口气，不再提“豪绅买办阶级”，只提“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了。直到1947年12月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著名文件的第六节中，才最后宣布“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并正式把这个资本定名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论点，是前后经过21年之久的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才最后界定下来的。在这一问题的论争过程中，我始终认为：在近代中国，形成过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是经过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客观存在，是难于否定和抹杀的。当然，在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界定，是紧紧跟随着国共两党斗争形势的演变而来，政治色彩十分浓郁，主要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概念来衡量，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处于游移不定的复杂环境之中。而且这个资本和它的代表人物，撤退到台湾以后，未再存在和发展。
    5.对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另一面作用，即促进中国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客观作用，估价不够，从而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政策上，不敢大胆利用这些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片面强调向苏联一边倒，因而耽误了对外开放的时间。
    6.对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基本国情，虽有所认识，并一再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但是，没有把这一认识提到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理论高度，认真地当作一个重大革命战略问题来考虑，划出较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补课过渡时期，即正式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以便奠定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实经济基础；而是仅仅短时间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匆匆忙忙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完成的1956年，便实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提早结束新民主主义，在极不成熟的条件下勉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导致1957年后一系列“左倾”措施，一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文革”十年浩劫，险些断送了党和国家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