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的主流无疑是“科学化”，各宗各派的史学家们无一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己任，都力求把历史学推向真正具有“科学”品格的轨道。然而，由于各派对“科学”的理解不同，在建立什么样的“科学”史学以及怎样建立“科学”的史学上发生了分歧，提出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历史科学模式。傅斯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明确、独特的思想，成为历史学自然科学化模式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一
    傅斯年自称是个“科学迷”，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垂青于“科学”，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主编的《新潮》杂志上，每期都要刊登几篇“纯粹的科学文”，后虽经鲁迅的劝阻，取消了这一惯例，但他对“科学方法”的兴致仍然很高。他在《新潮》中开辟“故书新评”栏目，介绍读书入门途径，宣扬治学方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1〕一文中， 列举了造成中国学术长期停滞不前的七方面的原因：（1）“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多， 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2）“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 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3）“中国学人， 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4）“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5）“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6）中国学人， 不讲“为学之器”，方法落后，不利求知。（7 ）“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即“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傅斯年认为，要根除中国学术界以上的基本谬误，就必须提倡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傅斯年虽然指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七大基本错误，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治学方法，他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清代的学问是对宋明学问的一种反动，“很象西洋Renaissance 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总之，清代的学者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用着归纳的方法，取得无数的材料，翻来复去，仔细考索，求异求同”，“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但是，傅斯年又强调，整理国故“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2〕在傅斯年看来， 现在要研究国故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的主义和方法”，二者应是“一和百的比例”〔3〕。
    傅斯年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重视，无疑是受当时思想界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自“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成为中国思想界和进步学术流派共同的信仰和共举的旗帜。它不仅被认为是自强之本，而且被认为是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顽症的灵药。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4 〕这种“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的观念，就把科学最为有效的领域从主要是自然领域移到社会领域，并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笼罩全局的科学主义思潮，表现在一方面试图利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把欧美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来，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局面，另一方面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治中国的传统的学问，破除陈旧的学风，振兴中华学术。傅斯年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试图通过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使国故研究走上科学之路。然而，此时的傅斯年对西方的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建立科学的史学并不十分清楚。
    正是为了探求西方科学方法的奥秘，傅斯年决意留学西欧。1920年初，傅斯年到英国入伦敦大学，专攻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此外还选修化学、物理学和高等数学等，希望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了对西方学术有进一步的了解，傅斯年在1923年又来到德国的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在这里，他一方面仔细钻研了震动一时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现代物理理论；另一方面，又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德国著名的历史语言考据学。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创始人是著名史学大师兰克，他认为历史学是不应有实用价值的，“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科学而后可；欲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必先去其致用之念。”〔5〕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 提出了一句反映其史学特征的名言：“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批评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功用，本书是不敢奢望的。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如实直书。”所谓“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就是摒弃实用的观念，采取“客观”的态度，严格依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不掺入研究者自己的主观好恶，不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道德评价，不受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影响，不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理解古人的行为。如他所说：“客观性也就是无例外地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我们先选定一个观点，而后把它放到科学里去，那便是生活作用于科学，而不是科学作用于生活了。”〔6 〕傅斯年对兰克等人的治史原则十分推崇，对集兰克史学方法之大成的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反复阅读，以至被翻烂不得不重装〔7〕。 如果说，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治史方法，那么历史语言考据学的治史原则则决定了他治史的基本特征和路向。
    在对西方科学和科学方法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傅斯年便启程回国，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在回国的途中，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如不去动手动脚的干--我是说发掘和旅行--他不能救自己的命。”〔8 〕在这里已透露出他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设想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