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早已失传；传世的只有他专为汉献帝所著的《申鉴》五卷和据班固《汉书》改写而成的《汉纪》三十卷。在这两部著述里，荀悦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得以充分的展示。因此，受到历代史学家、思想家的重视。在这里，我们也以此为据，考察一下荀悦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和成就。
    1
    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自从它产生以来，除了其浓郁的文化意蕴之外，更多的是服膺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荀悦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一开始就看到了历史学的这一特征。他说：“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汉《书》《纪》，其义同矣！”（注：《汉纪·序》。）也就是说，史学就是政治学，你要搞政治，就必须重视史学。
    作为政治学的史学，其研究的对象自然是政治，是与皇帝活动密切相关的军国大事，而其任务，首先当是记录和保存这些军国大事。荀悦说：“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注：《申鉴·时事》。）其次，记功司过，彰善弹恶。用荀悦的话说：“内史执其彤管，记善书过，考行黜陟，以彰好恶。”（注：《申鉴·时事》。）最后，研究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有汉一代研究历史发展动因的最重要课题。他把探讨天人感应看作是史学的又一重要任务：“天人之应，所由来渐矣。故履霜坚冰，非一时也。仲尼之祷，非一朝也。……若是王都未见之，无闻焉尔。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礼，保章视祲，安宅叙降，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太史上事无隐焉，勿寝可也。”（注：《申鉴·时事》。）
    作为政治学的历史学有哪些作用呢？荀悦认为，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可以进行道德教育，以辅助法制。他说，史学记事是“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注：《申鉴·时事》。）。他著《汉纪》目的是“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懼败”（注：《汉纪·序》。）。
    史学可以提供借鉴，为人们的言行寻求依据。他说自己著的《汉纪》就可以使人“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注：《汉纪·序》。）。在荀悦看来，借鉴历史就是执行了“天道”：“鉴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业有尚，天道在尔。”（注：《申鉴·政体》。）
    史学还可砥志励气，陶冶情操：“或问厉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乐瞑眩以瘳疾。卫武箴戒于朝，勾践悬胆于坐。厉矣哉。”（注：《申鉴·杂言》。）
    2
    荀悦从其政治史学的观念出发，对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的本质，人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在荀悦看来，历史的本质在于人类自己的活动。他依据儒家的观点，把事物分为天、地、人三个方面，并指出它们各有其“道”，“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也”（注：《汉纪·孝武皇帝纪四卷第十三》。）。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按其内在的规律而进行的。这一内在的规律性，从荀悦多次论说看，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注：《申鉴·政体》。）在这里，“天”“地”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仅是荀悦所处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其真正的本质则在于认识“人”即人类社会，从而来管理社会。“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这里的正就是政治。“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中卷第二十二》。）
    荀悦认为，作为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其本质在于“仁与义”。而仁义外在的表现即在于社会有序，“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注：《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内在的表现则是“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注：《汉纪·孝惠皇帝纪卷第五》。）。“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注：《申鉴·政体》。）仁义的实施主要在于内政的确立。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主要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问明于治者其统近，万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乱之本在左右，内政立而四表定矣！”（注：《申鉴·政体》。）无疑，内政之确立主要在于统治者。因此，仁义之实施，亦即历史之正常的发展，对统治者作了极高的要求。第一，要克己无我，以民为本。“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注：《汉纪·孝惠皇帝纪卷第五》。）第二，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注：《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第三，要正确决策。荀悦分析说：“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接下来，荀悦举了历史上很多“同事”由于“异形”“异势”“异情”采取了不同的决策，指出：“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决策之机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不能固守教条，而应审时度势作出决策。
    总之，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存亡兴替，主要在于统治者。在《汉纪·孝昭皇帝纪》中，荀悦指出，由君臣构成的统治集团，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
    历史的治乱存亡，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所做所为。但在历史发展中，人们自己却不能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因为历史有其自律性。列宁曾说，据说历史喜欢与人开玩笑，你想进入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个房间。荀悦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发展有“三势”：“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荀悦这样说的目的是告诉汉献帝，汉代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即使我辈如何努力，恐怕也与世无补。应早一点做好心理准备：“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此之谓乎？”（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平心而论，荀悦对汉献帝的这些分析劝谏还是客观的，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