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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能可贵的，是荀悦对史家治史的动机进行论述。在荀悦看来，史家治史有五个动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在这里，“达道义”可说就是表明政治思想，“彰法式”即规范人们的言行，“通古今”是传播历史知识，“著功勋”“表贤能”是培养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由此，荀悦认为史学是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事情。“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能奋矣！”因而，史学也是一项永久的事业，“世济其轨，不殒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
    综上所述，荀悦不仅编纂了著名的《汉纪》，首创了编年体断代史的先河，而且在史学理论上也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无愧于古代伟大史家的称号。梁启超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的确，在辉煌的中国史学史上，自应有荀悦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