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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悦在历史研究中，在发表自己的政论中，对历史认识论也作了一些独到的论述。
    在荀悦看来，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他说：“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历史认识是人的知识和智慧的源泉。“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注：《申鉴·杂言》。）又，“君子”“审物明辨，故不惑”（注：《申鉴·杂言》。）。
    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桀纣”，“尧舜、桀纣之事，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注：《申鉴·杂言》。）。这就是说，人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们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所以，荀悦一再告诫人们要“慎所用”“尽而深览”（注：《汉纪·孝昭皇帝纪卷第十六》。）。
    如何认识历史？荀悦说，“以小知大，近取诸身”（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这就是说，历史认识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以小知大”，知微察著。因为历史的发展，“其事皆始于纤微终于显著”（注：《汉纪·孝哀皇帝纪上卷第二十八》。）。在荀悦看来，历史发展的这一特征，是互相影响，互相谴告的。在这里，荀悦用“天人感应”的思想予以解释。“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音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人们从自然现象的变异中可以领悟到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谨慎言行，以避免不利的情况出现。由此，自然现象的变化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向导和指南，透过它，可以把握当时人们历史活动的功过是非。所以，荀悦在叙述前汉历史时，先叙“祥瑞”“灾异”。可见，荀悦是把“天人感应”作为认识历史的方式。论者不解这一点，多加毁誉。不合于荀悦的思想矣！
    另一个方式是“近取诸身”即以自己所已掌握的知识去理解认识历史。荀悦在谈到人与历史关系时，说有三种情况，即“三势”，“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怎样理解这“三势”呢？荀悦说，“譬之疾病，有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则瘳者，有不治则不瘳者；有虽治而终身不可愈者，岂非类乎？”又如教育，“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无教化则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终身不可成者。”（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这样，一步一步地推演下去，人们就可以认识历史了。可见，荀悦已看到了历史认识的过程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
    荀悦在探讨历史认识过程时，也看到了历史认识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客观上在于时代和环境：“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注：《申鉴·时事》。）又：“夫潜地窟者而不睹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识夏荣。”（注：《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主观上在于史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历史认识出现“虚”、“伪”、“诬”、“罔”：“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
    那么，如何排除影响历史认识的不利因素，从而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呢？荀悦认为，主观上，史家要“无简小忌，去淫祀，绝奇怪”，“致精诚，求诸己，正大事”（注：《申鉴·时事》。）。又说：“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这就是说，史家要排除杂念，专心研究人的历史。客观上，就是要树立正确的认识标准。在荀悦看来，历史认识是可以检验的。“夫事验，必若上田之张于野也，则为私者寡矣；若乱之坠于澳也，则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注：《申鉴·时事》。）历史认识正确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理论上要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凡符合儒家思想的，都是正确的；否则都是错误的，应该摒弃。他说：“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注：《申鉴·时事》。）“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他批判一些人不知道用儒家思想评析历史：“博览之家不知其秽，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与苗并兴，则良农之所悼也。质朴之士不择其美兼而弃之，是昆山之玉与石俱捐，则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二是以客观历史实事为标准，检验历史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他说，史家认识历史“必本乎真实而已”。“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注：《申鉴·政体》。）“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去浮华，举功实，绝末伎，同本务，则事业修矣！”（注：《申鉴·时事》。）总之，做为史家，必须“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注：《申鉴·俗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