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晚清历史的热潮，有关晚清时期思潮、人物的著作纷纷面世，出现了许多有见地有分量的著作。但也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论著极力夸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传播资本主义文明的作用，贬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意义；或者是随意美化某些封建统治的代表人物。现就某些观点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对几位西方在华人士的评价问题
    一本论述晚清思潮与人物的书对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与威妥玛的《新议论略》有这样一段评价：“当代中国的史家通常毫不犹豫地赞扬晚清时期的改革呼声，为什么出自外国人的同类声音就非严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早已不足为训”。显然，作者的言下之意是说，这两个外国人的同类呼声应该得到赞扬。那么《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呼声呢？该不该“毫不犹豫地赞扬”呢？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1866年2月，担任清廷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分别将两份向中国清政府提出改革内政外交的建议书《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主要内容是：1.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2.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力弱而欲伏人；3.中国必须改革；4.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这两位外国人提出，关键是应“照约办理”。所谓“照约办理”就是遵守在列强的武力强迫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不许反抗。这些出自侵略者之口的“建议”显然是地道的强盗逻辑。赫德在华54年，任清廷总税务司45载，控制着中国海关，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清廷和外国的各种交涉，他多多少少几乎都插过手；对洋务运动中的某些措施，他也不只一次“献计献策”。而且他在政治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总理衙门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个条约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靠北京总税务司的意见，以便照计而行。外国公使们也始终支持它的权威。所以，赫德名义上是清政府的官员，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再看威妥玛。他自1841年随英军侵入中国起，在华居住了43年，对中国态度非常傲慢，是个臭名昭著的侵略分子。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为威妥玛向清政府讨价还价、扩大英国在华侵略利益提供了口实。在威妥玛的压力下，《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此后没几年，他又告诉李鸿章：“我们非常喜欢缅甸（缅甸当时也是中国的属国）这块地方，值得把它弄到手。”（[美]兰比尔·沃来《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第9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如此为本国利益卖命的外国人能不能提出强我华夏的改革建设，确实令人怀疑。有的作者认定他们热切希望中国改革，“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应该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而且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外国人的自白，更要看他们的行为。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本书，对一些外国传教士，特别是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广学会中坚分子给予了高度评价。
    19世纪基督教向海外的传教运动，是全球性的。西方列强军舰开到哪里，传教士就跟到哪里，后者有时甚至是前者的开路先锋。与赤裸裸的武装入侵、经济掠夺、外交欺骗和政治讹诈相比，以宗教方式进行侵略，方式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也更难以防范。在众多的传教士中，怀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远涉重洋来中国布道者不能说没有，但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绝大部分人是梦想到中国来淘金，过上在国内不可能得到的奢靡的生活。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以本国的侵略势力为后盾，并为本国的侵略事业服务。比如，李提摩太就是一个“传教”有术的人物，他除了积极收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情报外，还利用广学会宣传奴化思想，直接插手中国内政事务。他建议将“中国变成英国临时保护国”（巴丹《列强的罪恶》，第194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而在苏州霸占天赐庄土地办博习书院的林乐知则希望中国将南部两大省租给英国统治，主张请英、美等国大臣来华专司教育。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中国人才缺乏，而实际上是希望西人能在中国实施改革之初，侧身于政界，以便幕后操纵某些政策的制定。他们自诩是出于“善意”，要“拯救”中国。但无论如何解释，总脱离不了帝国主义的色彩。对于像他们这样大肆宣扬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益处”，鼓吹“中国应聘请西方人士参与中央政府管理”的叵测之徒，有人竟然说他们“殷切地期望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步入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的坦途”，真是令人非夷所思。
    为了证明林乐知等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不是“侵略”，是“外国人参政”，有的学者还举出了历史上法国革命家拉斐耶特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潘恩参加法国大革命的事例。确实，历史上是有“外人参政”的例子的，但具体情况并不一样，应当具体分析。拉斐耶特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丝毫也不能说明林乐知等人在华传教不是为西方侵略中国服务。反之亦然。一切都要以事实为根据。林乐知等传教士参与中国朝政之时，正值西方大肆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财富之日，他本人一直“不愿看到中国发生革命”，“多次贬斥孙文”，其所作所为旨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借以维持对中国的控制。
    二、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近年来出版了许多有关曾国藩的文章、书籍，有的把他说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称其为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这与以往汉奸、卖国贼和刽子手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怎么看的问题。有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建立后不久便迅速封建化，清政府同后期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的决战，属于难分轩轾的两个宗法专制集团之间的斗争，因此，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就难以成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封建迷信思想的滋长和蔓延而否定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严重地动摇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根基，它所提出的纲领和口号把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革命思想汇总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沉重地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从根本上否认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特权。它严禁鸦片贸易。它是19世界中叶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参加群众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不充分估计它的进步作用就无法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迹，说曾国藩是镇压革命起义的刽子手在总的性质上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