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看看曾氏的自白。他曾多次在其家信中强调对那些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造反作乱”的农民军要“斩尽杀绝”。例如，咸丰八年元月，曾国荃久攻吉安不下，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在破城之迟早，“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88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他甚至公开主张和赞美连封建政治准则也视为不义的杀俘杀降。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十，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指出，对“投诚之贼”不杀，未免“办理两歧”，且易“误事”（同上书第753页）。从上述曾氏家信中不难看出他的凶残面目。
    外敌当前，曾氏奉行清廷一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转而坚决支持以和为主的方针，当英法联军蹂躏京津之际，他就曾流露：分兵北上救援于事无补，而有损于围剿太平军。他上书朝廷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洋人助我攻剿发匪，有德于我。”（郑延平《中国近代名流传记大观》第5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他兴办洋务，主张靠外国的洋枪洋炮来镇压本国的农民反抗，强调农民起义才是清朝的“心腹之患”，必须“借夷助剿”。从曾国藩对太平天国革命和外国侵略势力的不同态度看，我们不难理解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妥协媚外的举动。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日益猖獗，他们除宣传上帝的“福音”之外，还不断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引起各地官吏和百姓的普遍不满。反传教士的事件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津教案。曾国藩奉旨查办，他明知“曲在洋人”，却又坚持“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以“但翼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同上书第54页）的媚外方针，向法国赔礼道歉了结此案！此举受到国民的强烈谴责。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曾氏之处理“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这实在令人费解。
    曾氏的自白有反映其本性的一面，也不乏虚文掩饰之处。对此应与事实相对照。曾国藩告诫下属不贪财，“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弟曾国荃就是最有名的贪财之徒，难怪湘军中富翁成批涌现。曾国藩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的情况下，并不能出污泥而不染，不得不动用公款打点各方，“以求不致处处制肘、动辄得咎”。在家书中曾氏反复强调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和压倦，如咸丰六年九月他在给曾纪鸿的一封信中说：“凡人希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24页）却又给诸弟子侄辈起名排行用“甲科鼎盛”。年轻时期的曾国藩就常常对少年登第者流露出羡慕之意。后来随着名望与权位日隆，反而多次表示，“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全集·家书》第928页）天京攻陷后，他恐“权高位重招忌”，借口健康每况愈下，要求引退，遣散湘军数十万之众；与捻军作战失利，他一再请“病假”，请求政府改派钦差大臣。清议派弹劾之，使他悲愤交集意欲辞官。这些说明他希望能得到的是个人的“体面下场”，以致于在边境烽火不断，西方列强枕戈待旦，虎视耽耽地对台湾图谋不轨之时，作为封疆大臣、朝廷命官的曾氏竟安心于研读老庄，分明不是“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形象。
    尽管曾氏思想中的确有可借鉴的地方，但其中却有很大成份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所谓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目的是要维护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秩序。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性，赋予了他复杂的性格，但他是封建统治阶级忠诚的卫道士这一性质是明确的。
    三、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
    李鸿章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镇压革命，实行妥协投降外交；举办洋务，其核心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有的著述对李鸿章的评价力图从根本上为他开脱罪责。下面试从对外交涉以及个人品质两方面看看李鸿章的行状。
    在塞防海防之争中，李氏是主张放弃塞防的，认为财力不足，应集中财力加强海防；而对琉球之争，他又认为琉球离日本较我们更近。其面目于此可见一斑。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与列强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事件上，李鸿章也是难逃卖国罪责。有人认为，分析19世纪中国的史事，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只能讴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协和退让视作出卖国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举。意思是说李在中法之战中妥协和退让，使中国从越南脱身，对中国来说，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事实上，法国侵越意在将其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李鸿章在这一事件中的妥协退让并不能使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止步。中法开战后，李在处理和战问题时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与敌持久，以待机会”，采取消极防御，终使福州马尾船厂几近全军覆灭！有的书中却认为马尾之战是“张氏（张佩伦）等置若罔闻，终至损军辱国”。然而就在法军对马尾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张佩伦、何如璋还得到李的电报，告知“议和已有进展”，致使孤拔向张、何投递最后通牒时，张、何竟不做应战准备。更何况张、何也不是战略决策人，和战进退都不取决于他们，因此导致损军辱国的应该说是李鸿章，而非张、何二人！另外，在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情况下谈判，竟也有人认为“以李氏在谈判过程中提议赔偿法方50万两作为他妥协投降的依据，也未免牵强”。难道白给法国人50万就不是出卖国家利益吗？
    李鸿章的妥协投降是一贯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氏的指导思想是“以夷制夷”，幻想列强出面干涉，使日本从朝鲜撤兵，其实西方列强均想借中日开战之机坐收渔利。在日军增兵朝鲜的局势下，驻朝清军多次发电报警，请求派兵增援，李鸿章一概置之不理，认为我不先与其开仗，他们是不会先动手的，这是“万国公例”。然而列强何曾遵守过这“万国公例”？五月二十二日，清廷两次降旨给李鸿章，要求他增兵朝鲜，但李却没有认真落实清政府的旨意，以至延误战机。以后清廷虽不拒绝谈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备战，李氏也曾提示部属作好打仗准备，却一味强调要保持“镇静”，并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正是由于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北洋水师被封锁在港内，丧失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导致全军覆灭，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