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于晚清社会的政治风气的影响，也是颇为恶劣的，时人曾说：“晚清官场风气之坏，李鸿章不能无责。”“北洋官场，风气日趋浮靡，皆号为宗法鸿章焉。”（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2、73页）然而某些学者引用李鸿章女婿张佩伦的话“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认为张说的贪诈不是指李氏本人，而是那些小人；又引张氏的话“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张佩伦《涧于集》书牍六）为李鸿章开脱，实在使人难以相信。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李鸿章是靠自己的文武才能和军功上升至顶层的，掌握军政大权后又成为洋务的重心，渴望富国强兵。这些决定了他通常不必阿谀奉承以求荣固宠，而对朝廷的靡费颇有微词。事实并非如此。他自己曾直言不讳：“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日前，便是非常热中。”光绪十四年，慈禧归政重修颐和园，将海军经费移用于此，这一“杰作”实出于醇亲王和李鸿章之策划，其主谋为李鸿章。（王戎笙等主编《台湾清史研究文摘》第65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时值中法之战刚过，负外债以修熙和园，真可谓阿谀奉迎有术。1895年李鸿章因甲午之战失利、《中日马关条约》之签订而失势赋闲职，他以6万元购买东洋烟火祝贺慈禧生日，以讨太后欢心，早已忘记了辱国之耻。这难道不是李鸿章“阿谀奉承以求荣固宠”的真实写照吗？
    李鸿章以镇压革命运动崛起政坛，靠办洋务巩固和扩大其势力。他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一条委曲求全、妥协投降政策，结果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在他主持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此，历史自有公正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