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创办和领导的史语所，运用这种集团式研究方式，不仅在史料学研究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史学大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这种集体研究的史学机构和组织方式，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种集团化研究，是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集团化使历史研究人才集中，资料集中，研究旨趣统一，不再是政教的附庸，或贵族之余兴。西方史学的现代化，就是从摆脱教会对学术的控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兴起开始的。中国受西方的影响，虽在1905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但在蔡元培改革以前，尚非一纯粹学术与教育性的大学院。即使在改革后，教育功能虽已确立，但学问专精与学科之独立，一时之间，犹有未逮。史语所成立前，北京大学国文门、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曾集合了一些学者进行新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但仍因其宗旨不明确，组织不严密，没有发挥集体研究的优势。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进行“集团式研究”的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学要走上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化，必须把追求历史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放在首要的地位。虽然随着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使我们看到，研究的主体受到来自许多方面因素的干扰，难以做到纯客观，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不能放弃对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否则历史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应该承认，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当然，傅斯年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而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他唯自然科学是尊，在于他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并要求历史学。他不懂得自然和历史的本质区别，不明白历史科学终究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在向自然科学看齐的同时丧失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和历史学家的自主意识，这就决定了他所代表的科学史学派后来受到批判并被取代的历史命运。
    注释：
    〔1〕《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165-17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
    〔2〕《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406-415页。
    〔3〕《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11页。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5〕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6〕转引自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波士顿1962 年版，第97页。
    〔7〕〔8〕〔10〕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编，第51页、第54页、第62-63页。
    〔9〕《史语所1928年度工作报告》， 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11〕张书学：《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油印本。
    〔12〕〔13〕〔17〕〔19〕〔20〕〔2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66页，第252页、第254页、 第255页，第263页，第259页，第259-260页，第265页。
    〔14〕《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10页。
    〔15〕《考古学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90页。
    〔16〕〔23〕《〈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 册，第356页。
    〔18〕《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5页、第6页。
    〔21〕《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87页。
    〔22〕《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496页、第500页。
    〔24〕《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4页。
    〔26〕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