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在同时共存的两年半时间里，《禹贡》与 《食货》虽然致力于不同的专史领域的研究，但二刊既有着学术上的合作，也有着正当 的竞争，合作与竞争的结果是共同获得了发展。陶希圣曾诙谐地叙及二刊的学术往来： “《食货》收到关于地理的稿子转给《禹贡》，《禹贡》收到关于经济社会史的稿子交 给《食货》。只有经济地理的稿子是两个刊物都要‘据为己有’的。”（注：《食货》 半月刊2卷7期“编辑的话”。）
    《食货》虽然晚出，但由于社会史论战余音未绝和唯物史观的风靡，人们对社会经济 史的兴趣较浓，加之《禹贡》初期刊发的文章以上古的地理考释为多，过于专业，一般 读者难以看懂，所以势头似乎超过了《禹贡》。以发行量为例，《禹贡》初期每期印50 0份，后来每期增加到1500份（注：《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载《禹贡》半月刊7卷1、 2、3合期。），而《食货》起初每期印2000份，创刊号发行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1 000份，到了第一卷五六期时，每期竟印到了4000份（注：《食货》半月刊3卷1期“编辑 的话”。）。办刊物不能不关心发行量，为此顾颉刚还与谭其骧（《禹贡》自1936年2月 的第五卷第一期起由顾颉刚和冯家共同编辑，之前是顾颉刚与谭其骧合编）发生过争执 ，顾氏恰恰是以《食货》为参照批评谭氏的办刊方法的。顾颉刚与谭其骧共同主编《禹 贡》时，有两段时间由谭氏独自编辑。1934年8月，顾氏因继母病逝回杭州奔丧，《禹 贡》自第二卷第一期起由谭氏独自编辑，至12月顾氏返京。1935年1月底顾氏又外出， 编辑事务再次交予谭氏，直至5月顾氏归来。谭其骧办刊与顾颉刚不同，他格外重视稿 件的质量，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因此常有缺稿之虑，第三卷第一期的出版就推迟了一 星期，对此顾颉刚非常生气，批评谭氏道：
    我说《食货》篇幅多，《禹贡》不应少，为的是有了比较。你说东西好坏在质不在量 ，不必计较这个。你的话固然很对，但你的经验实在不够。试问懂得质的美恶的，世上 能有几个？大多数人是只懂得量的多少而已。你将说，办这专门刊物何领取悦于大多数 人！学问之道何必妥洽于一班庸众！话说得自然对，但试问《禺贡》半月刊的基础建设在 哪里？如果定户与零售减少，我们能不能存在？（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 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30年代是史学刊物数量急剧增加的时代，从1926年到1936年 的十年时间里，每年都有五种左右的专门性或综合性史学刊物创刊，（注：据向燕南《2 0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刊物系年》（未刊稿）。）在众多的史学刊物中，顾颉刚偏偏拿《食货 》作比，这不能不引人思考。笔者以为，一则因为上文所述顾颉刚与《食货》之渊源关 系，二则由于《食货》确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史学刊物，仅从发行量上说，可能就鲜有可 比者。正当的竞争是推动学术前进的动力，两个刊物之间争夺读者和比较文章质量高下 的竞争，使两个刊物都获得了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可惜被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所打 断。
    《禹贡》2卷11期刊发了食货派成员连士升《经济与地理》一文，这是一篇有特殊用意 的文章，似乎可以视作禹贡派和食货派的合作宣言。作者绕了一个大圈子来论证经济史 与地理沿革史的学术关联，先以一段引言讲明学术分工合作的意义，接着从生产与地理 、人口与地理、交通与地理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与地理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为了说明：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离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的。我们如果研究各种经济活动，第一步 工作就必须探讨那些影响经济活动的自然环境，否则我们只能够看到外表，不能洞悉原 因的所在”，由此引出地理沿革史对经济史的重要意义：“一个人要深切了解经济，他 必须懂得地理；要彻底研究经济制度的沿革，他必须懂得产生该制度的国家的地理沿革 ”。最后，作者呼吁“国内少数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能够与专门研究地理沿革史的学 者，作切实的联络，大家实行分工合作”，这样“不但这两门科学各得其利，而且必能 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充分发展”。整篇文章通过讲地理环境对经济的作用，引出地理沿革 史对经济史的重要意义，但并未谈及反向的，即经济对地理、经济史对地理沿革史的意 义，或许此层意思留待禹贡派的学人申述。
    二
    禹贡派和食货派之间更为深层的学术关联，在于对当时史学要务达成的共识。两个学 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和陶希圣，均认为当时史学的首要工作应是史料的搜集整理，谈理 论建设为时尚早，《禹贡》和《食货》的办刊方针各自贯彻着这一认识。
    在《食货》创刊号上，主编陶希圣发表声明：“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 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 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 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用意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 那样的趋时”。（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此番话特别强调了《食货 》的基调不同于社会史论战，组织、集合研究人员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 集工作是刊物的宗旨。确定重在史料搜求的办刊宗旨，是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深刻反思 之后得出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 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 是不能出现的”（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 象并没有明显的整齐的摆在陈列室里面，还须大家去搜求。所以，论战，要把历史上社 会现象找好了，才能打的畅快，打的于中国社会史学有裨益。不然，那只有乱打一番。 ”（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
    与《食货》的振臂高呼相比，《禹贡》对史料搜集整理的提倡则显得较为低调，而以 往人们对《禹贡》的关注也多集中在其激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谋救亡图存之学一点 上，很少从学理上探讨这一学术刊物产生的原因。西方学者施耐德注意到这一问题，他 特别提出，《禹贡》的创办并非仅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兴趣，“另 一重要促进因素是对史料（包括人文学和自然地理学）积极关心的学术趋向--肇端于社 会史之辩论”（注：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台）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3 03页。）。这一提法是有道理的，社会史论战的落幕确实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即从理论的争辩转入史料的细致搜求。如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当时活跃的三支主要力 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学 派，（注：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以后，继续在甲骨金石方面下大力气；吕振羽利用神话和考古学知识研究殷以前的 古代社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致力于清代大内档案中经济史料的整理；《食货 》则倡导“在历史著作以及文集笔记小说等成书里”（注：《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1期 “编辑的话”。）找寻材料。对此，嵇文甫总结说：此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 讨时期”（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嵇文甫“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顾颉刚以考辨古史起家，走的是考据之路，此时“古史辨”的工作虽然没有停止，但 已经不是重点，工作的重点转向地理沿革史及边疆、民族问题。顾氏办《禹贡》、治地 理沿革史仍沿袭古史考辨的老路，主张“地理方面实在不知道保存了多少伪史，我们也 得做一番辨伪的工作才好”（注：《禹贡》半月刊4卷6期“通讯一束”之24“赵贞信来 信”之“编者按”。），和“古史辨”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禹贡》创刊号上订立的 治地理沿革史的工作计划有：编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 地理沿革图；编写历史地名大辞典；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没有提出理论建设的宏 旨，全部是踏踏实实的基础工作，其中一件是要从古代的地理书籍中辑录出供各类专题 研究所用的史料。有读者建议《禹贡》应刊发一些理论文章，顾颉刚的答复如下：
    承示应作理论文字，同人固未尝无同感，然一种人自有一种人之才力，所谓‘鹤胫虽 长，断之则悲；凫胫虽短，续之则忧’，天分如此，无法矫揉。本会同人大率朴学，不 擅以华辞相号召，故本刊所载，通论绝少。然此实非办报者所应有之态度，甚望能作理 论文字之人肯加入本会，达出同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言者，使同人之工作得以博得青年 界之同情，他日将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保国保种之血诚 。（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8“齐健来信”之“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