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已故的史学前辈张芝联先生颇为重视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研究。除亲自撰文评介外，他还敦促我们：“今后要继续注视年鉴学派的发展趋向，以便在一适当时机对它作出全面的评价。”① 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② 一书的翻译，现将该书的内容和观点作一评介。
    一、向主流史学的挑战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在法国史学界如日中天，在公众中也享有崇高声誉。而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则敢于向年鉴学派提出挑战，并以《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评价。
    多斯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历史学家，出于对史学理论的热衷，他长期关注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动态与走向，其博士论文（1983年）便以“年鉴学派”为题。尽管年鉴学派在当时代表主流史学，但多斯“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再版前言），并对年鉴学派，主要是第三代进行了批判。最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挑战采取了“冷处理”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再版前言）。但到后来，年鉴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年鉴》杂志1989年11-12月专号以“关键性的转折”为主题，主张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并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提出的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历史学科面临着分化瓦解的危险”（再版前言）。
    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斯也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在论战方面带有不少当时的印记”与一些情绪化和偏激的说法，但他重申自己“至今依然坚持在书中提出的主要批评，并没有改变对年鉴学派自192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断续传承的系谱所作的勾画”（再版前言）。因此，《碎片化的历史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介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外交世界》周刊评论说：“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该书1987年出版，1997年和2005年两次再版。出版商写道：“作者对年鉴学派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历史的终结、人的死亡、结构的作用、对政治的放弃……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本书为捍卫历史学展开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战斗。”
    二、年鉴学派的产生及特点
    关于年鉴学派的产生，多斯认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美洲和欧洲，这种总体危机或“文明危机”不仅颠覆了整个知识界的信念，也影响到历史学。人们对理解危机和对其做出反应的需求十分强烈，时代的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的诞生正好回答了时代的要求。
    多斯还提出，“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叛”，《年鉴》杂志的反叛特性则体现在挑战拉维斯、塞纽博斯、朗格卢瓦等老一代史学家的实证史学方面。第三共和时期形成的法国方法学派深受德国兰克的影响，他们集结在加布里埃尔·莫诺的《历史杂志》周围，宣扬“实证科学”，主张超越哲学理论的客观和真实历史。但实际上，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看到的只是政治史，并大都宣扬爱国主义和追随共和派政权。《年鉴》杂志对史学的创新首先表现在注重经济、社会现象，主张更全面的历史；其次是倡导“问题史学”。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提出：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根据史料写作，而应向史料提出问题，并将其纳入一个总问题。
    但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倡者，他指出，早在1900年，亨利·贝尔创建的《历史综合杂志》便抨击方法学派的史实崇拜和简化主义，提倡综合性的全面史学。费弗尔和布洛克最初是该杂志的合作者，后来觉得亨利·贝尔还不够激进，他们才创立了《年鉴》。而且，早在18世纪，伏尔泰在《史学新论》（1744年）和《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40-1756年）中便提出了“全面历史”的纲领。夏多勃里昂也在《历史研究》（1831年）中写道：“历史应当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家的技巧到工匠的手艺，从绘画、雕塑和建筑知识到经济知识，这一切都应被纳入其中。”米什莱也倡导一种把现实中的所有表现都纳入同一运动的“全面史学”。他在批评基佐和蒂埃里只重历史细节时指出：“史学方法在两个方面仍显薄弱：一是物质性太少，只看到种族，看不到土地、气候、食品，以及肉体和生理方面的状况；二是思想性太少，只谈法律和法规，不谈思想、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重大演进。”（82页）
    拒绝政治也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他们抨击政治运作、议会活动和政治党派，甚至对国家也提出质疑。因此，布洛克和费弗尔“制定出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方法，完全抛弃了他们视为多余、附属和死点的政治领域”（13页）。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大幅下降，只占论文总数的2.8％。与此同时，坚持传统立场的《历史杂志》的政治史论文却占49.9％。另一方面，《年鉴》杂志的经济史论文占论文总数的57.8％；而在《历史杂志》中只占17.5％（39页）。
    关于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碎片化的历史学》写道：马克思主义“既是年鉴学派范式的敌手，又是它的先驱”。从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法国大学教授中传播，年鉴学派从中汲取了众多启示。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年鉴学派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力图囊括和把握所有现实。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不同，对年鉴学派而言，“历史主义在右边，马克思主义在左边，处于中间的年鉴学派代表第三条道路”。多斯还进一步指出，后来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的关系日渐密切。所以，关于《年鉴》杂志代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57页）。而且，年鉴学派并未推出一种历史哲学：费弗尔既不赞同马克思也不赞同韦伯，而是主张所有事物相互依赖的笼统观念。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很少注重探索历史规律，尽管他们也宣扬问题史学，但自发的经验主义使他们更重视“怎么样”而不是“为什么”（83页）。
    此外，《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多次肯定了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人本主义观念。他指出，布洛克和费弗尔认为人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惟一对象，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只能是人类史……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事件也是人类所为。史学家的任务便在于此。”但多斯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则抛弃了上述立场：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把史学领域变成一个不以人为中心或完全没有人存在的领域。他指出，新的年鉴学派抛弃了两位创始人精心保护的史学基础，从而使历史学面临丧失自身特性的危险（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