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政治转向
    读者不难看出，《碎片化的历史学》带有明显的论战风格，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使作者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弗朗索瓦·孚雷、勒华拉杜里、阿兰·贝藏松、雅克·奥祖夫、克洛德·梅利昂、皮埃尔·戴勇，让·尼古拉、罗贝尔·博诺、雅克·尚巴兹、德尼·里歇等年鉴学派重量级人物都属于离经叛道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曾拥护共产主义，后来又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分子。“50年代是这一代人成型的关键时期。如今，他们以同样极端的冲动来否定自己曾吹捧过的东西。昨天的上帝成了今天的魔鬼。”波兹南事件、布达佩斯事件、苏共20大、布拉格事件、雅鲁泽尔斯基上台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烙印。例如，194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孚雷曾拥护斯大林主义，后来又对其深恶痛绝。上述经历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并在1968年加入埃德加·富尔内阁，最终又皈依了阿隆主义。而勒华拉杜里则是为了洗刷其父曾任维希政权部长的污点而参加了法共，后于苏共20大后交回了党证，并在1978年加入了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成了现存秩序的捍卫者（202页）。
    多斯指出，趋于保守化的年鉴学派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攻击。他们谴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迫害理论和所有灾难的根源，其目的论是一种犹太基督教观念，旨在鼓动大家创建虚假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多斯也承认：在年鉴学派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对乔治·迪比而言，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启示价值。雅克·勒高夫则被誉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家。年鉴学派中一些研究现代社会的专家也追随马克思主义，如心态史专家米歇尔·佛维尔和罗贝尔·芒德鲁，以及在研究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专家皮埃尔·维拉尔。
    在法国的思想和政治界，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历来是重要的分水岭。在这方面，《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还对孚雷、里歇等人否定大革命的看法进行了剖析和抨击。多斯指出，孚雷和里歇1965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把事件纳入了长时段，从而使它变得微不足道，甚至与1750-1850年法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开明贵族与资产者的融合本可以实现一种没有冲突的变革，而人民群众闯入政治舞台打乱了这一正常进程，因而这是“一种贸然和倒退的行为”。皮埃尔·肖努甚至声称：“我们从未看到过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书面命令，但我们却有巴莱尔和卡诺关于灭绝旺代的指令。每次从卡诺中学大门前走过时，我都会往地上吐唾沫。”⑦ 而莫纳·奥祖夫则否认共和二年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创举，他研究革命节庆是为了表明1789-1799年的节庆活动所表现的是秩序而不是愉悦，是强制而不是想象，“革命狂欢实际是个令人大失所望的故事”⑧。孚雷在把大革命说成“侧滑”和“插曲”之后，在1978年又提出：和任何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因为“人民至上”观念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多斯把孚雷的观点看做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呼应（226页）。
    六、年鉴学派的遗产
    《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历史表明了一个从兴旺到逐渐衰落的过程，三代年鉴学派之间有连续性也有断裂。首先，它们都否定政治，将政治视为死点。其次，它们都从其他社会科学攫取新成果，并力图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为此，年鉴学派大力开发新领域：心态取代了意识形态，物质性取代了唯物主义，结构取代了辩证法……
    关于断裂，多斯指出：首先，与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不同，第三代年鉴学派不再把人类当做历史研究的基点，勒华拉杜里“没有人类的历史”将此推向了极端。其次，随着人类被边缘化，第一代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研究变化的历史科学变成了僵化的历史：“几乎一成不变”的历史是布罗代尔1950年推出的定义，“永恒的历史”则是勒华拉杜里1973年提出的口号。由此，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彻底放弃，历史也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最重要的断裂表现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历史的解构和对整体观念的放弃。布洛克和费弗尔曾特别强调他们对全面历史的依恋；而如今的年鉴学派却热衷于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阶段，时间性从单数变为了复数；到第三代年鉴学派时，历史则被分解成了一摊碎屑（234页）。
    多斯在分析年鉴学派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年鉴学派的成功在于它杰出的开放性和适应能力，而这种开放性和适应能力则旨在应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挑战，保持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继30年代收编了维达尔的地理学派、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以及心理历史学后，在50年代又收编了统计学和人口学，而后又在六七十年代收编了人种学和人类学。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表明，具有开放特性的年鉴学派凭借其巨大的能动性获取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并生产出极其丰富的史学成果。”（235页）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个学派仅满足于经营自己的遗产就必将陷入危机。”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从社会科学中汲取养料后便抛弃了自身的特性，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历史学逐渐失去了自我，从当初的生机勃勃发展到后来的岌岌可危。有人担心，“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乔治·迪比宣称：“我们走到了尽头……”皮埃尔·维拉尔甚至断言年鉴学派：“已经死亡了”（235页）。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代年鉴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不愿改变路线，仍主张解构历史和照搬其他学科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回归第一代大师，注重全面的历史，把综合方法作为史学的基础。最终，从1988-1989年起，在新任编辑部秘书长的贝尔纳·勒珀蒂的推动下，《年鉴》杂志在方向上做出了重大改变：阐释学被树立为理论的本源；行动者受到重新关注；时间形态被重新确定，短时段再次受到重视；超脱时间的观念受到质疑（再版前言）。
    《碎片化的历史学》在勾画了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兴衰之后，还对史学今后的复兴和发展提出了见解。多斯写道，如今，更新史学论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已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在年鉴学派中占主导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与厚古薄今的观念实行决裂。史学研究应当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因为排斥事件导致历史学走上了消解自身特性和功能的道路。历史学当属惟一能把握系统与事件、长时段与短时段、结构与情势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实践活动。然而，多斯并不主张回归传统史学：“我们不主张回到拉维斯的事件史学，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由结构促成，并可引发创新的事件。”（241页）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兰所说：“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