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完全与史学的发展相同步。中国第一部史学批评著作是刘知几的《史通》，产生于盛唐时期。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写出了第一部综论性的史学批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这三大史学批评范畴，为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史学批评的意识和初步框架，却早已在古典史学时期产生。《左传》评论孔子的《春秋》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能修之！”〔1〕“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 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 〕此外，孟子也有大量关于《春秋》的评论。〔3〕由此而知，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已滋生了史学批评意识。
    如果说，先秦所萌芽的史学批评意识还不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它一方面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提出评论的，带有就事论事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意识下所产生的评论一般还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的话；那么，从两汉开始，中国古典史学就有了自觉意识的史学批评。《史记》、《汉书》对史学批评都有相当广泛的涉及，所论又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史学方法论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评论《春秋》明显不同。“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矣。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 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5〕“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司马迁评论了《春秋》所记史事的详细， 它的思想和内容，在史事上的处理、表述上的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显然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思想，还突出地反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阐述了对《春秋》的全面认识，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他把《春秋》当作心目中的楷模和撰述上追求的目标。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记》的一些篇首序和后论，均饱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司马迁之后，班氏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史学评论主要是针对《史记》而发，文论不多，但集中表现了他们同司马迁在撰史思想上的异趣〔7〕，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典史学批评思想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
    在西方古典史学家中，第一个具有明确史学批评思想的是希腊化时期的大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122年）。波里比阿对古代希腊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所写的《罗马史》，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树立了西方史学史的第一个典范。〔8 〕他在《罗马史》第十二卷中总结了古代希腊的史学成就，论述了历史研究和著述的领域、方法和目的，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文章。他认为：“历史科学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对文献和档案的处理来排列所获取的资料。第二个层次是地志学，即描述城市和地区，描写河流与码头，说明海洋和国家的领域、它们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第三个层次是政治事务。历史学领域中的首要任务是考察过去使用的词句是什么意思；第二个任务是弄清某项政策或某项做法为什么会取得成功或为什么遭致失败。单单叙述某个事件，当然也有趣，却没有教育意义；如果能补充说明其前因后果，那么，研究历史就会有收获了。因为拿历史上的事实来比照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方法和依据，用以推测未来。〔9〕波里比阿还特别提到了史德的重要性， 认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切不可凭主观的好恶来评价事实。正因为如此，波里比阿对西方史学批评理论的贡献和影响是后世史家所公认的。尽管在此之前，有米利都人赫克泰阿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40-476 年）对史话家作品的批评；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of Halicarnasas，约公元前484-424 年）已开始初步运用历史批评方法，注意考订史料之真伪，比较各家记载之异同；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56-396年）具有“批判历史学”的史学理论，但是，他们都无法同波里比阿相比。
    古罗马接受了古希腊的文化、古希腊的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一大批历史学家。然而在治史方法和史学批评理论上没有人能超越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只有塔西陀（Publicas Cornelius Tacitus， 约56 -120年）在史学批评上有一定的思想。 塔西陀十分强调历史著述贵在记实，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允的态度。他在其《编年史》中评价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时说：“尊敬的史学家，以文笔健劲和叙事忠实而著称的李维，竟如此竭力颂扬庞培，致使奥古斯都甚至戏称他为庞培的党羽”，以示李维有失偏颇。因此主张史学家著述要“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不良的动机”〔10〕，要培养高尚的史德。
    二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提出了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四大范畴，建构了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大厦。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能论及的，因此，笔者仅从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中西方的古典史学批评理论。
    （一） 史家标准
    史家标准，亦即史家的基本条件--才、学、识的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古典史家的标准之一就是孔子所提出的“书法无隐”。孔子对晋国史官董狐秉笔直书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当政者也要受其约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件事说明史官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但古典时期优秀的史官仍然恪守这一优良传统，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这是史家们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随着史学批评的进步，到了汉代之后，“良史”的具体标准已不仅仅限于“书法无隐”一项，直书也包含着多方面内容。如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的“正直”；从后人评价着眼的“良直”；从史文着眼的“直词”等。司马迁称赞孔子是出于多方面的崇敬：“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12〕刘向、扬雄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是因“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3〕它包含了直书的各个方面，是直书的楷模。范晔称班固为良史之才，是因其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14〕。在这些议论中，“良史”的标准是包括撰史才能和文笔在内的，开始接近于史家三长的标准。正是由于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中史家标准的论述，才进一步扩展和推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