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希罗多德时代，希腊文化的摇篮爱奥尼亚地区就已产生了古代希腊最早的史学，即“爱奥尼亚纪事家”。其中成就最大者为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Hecataeus of Miletus，约公元前550-478年），著有《大地巡游记》和《谱系志》。他在《谱系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谨此申言：唯我认为真实者，方记载之。有关希腊人的传说，纷纭复杂，各异其趣，以我看来，皆荒唐可笑。”〔15〕他的目的是要写一部信史，表现出了史学批判精神的萌芽。因此，有人认为赫卡泰厄斯是古代希腊第一位历史学家。到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时，明确提出了西方古典史家的史家标准：即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希罗多德说：“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16〕这种诚信不欺的治学态度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德，被后来的西方古典史家们所继承。一般认为，修昔底德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强调历史研究家们必须坚持理智的和科学的态度，并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批判和考证。波里比阿之所以被称作“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于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还在于他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观点，坚持历史记载必须真实和一丝不苛的求真精神以及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品德的思想。罗马三大史家之一的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 Crispus，公元前86-34 年）之所以被人称为“良史之才”〔17〕，还是在于他以罗马的修昔底德自诩，重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二） 治史态度
    所谓“治史态度”，实际上是与史学目的与史家标准紧密相连的，有时很难将其截然分开。有的历史学家是把史家标准和治史态度作为一个问题来谈的。〔18〕在中西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中，对治史态度问题是极为重视的，其中不乏一些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治史的责任感 孔子修《春秋》是为了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天下有道”的局面，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故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9〕之誉。司马谈临终时嘱其子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认为自己身为史官，如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0〕。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以修史为己任，不令史事废灭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后代史家的榜样，也成了踊跃修史的精神动力，以致发展到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地步。在西方古典史学家中，希罗多德著《历史》是要保存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使之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波里比阿著《罗马史》是要“认识历史的全貌”，李维著《罗马史》是为了盛赞“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罗马更伟大、更高尚，更有这样多的英雄模范人物”〔21〕，塔西陀著述历史，是要使之变成“惩罚暴君的鞭子”。由此而知，在治史态度方面，中西古典史家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提倡直笔实录的求真精神 从孔子表彰董狐“书法不隐”开始，直书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的撰史态度就成为“良史”的基本标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史家们必须具备为人正直的品质外，更需要不计个人安危，“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史家只有以直书实录的态度治史，其人方可称之为良史，其书方可称为信史。古希腊从希罗多德确立在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后，求真与诚信不欺的治学态度就成为西方古典史家们最重要的品德。所以，波里比阿才能自信地请求读者们，“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那么，你们就无情地批驳我吧！”求实求真成为西方古典史学的一种传统和基本原则。这种求真求实的科学治史态度发展到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而大盛。〔22〕
    3.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 《汉书》中称西汉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23〕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成为中国古典史学家们治史的重要态度之一。它要求史家考核史事时要有“抉擿幽隐，校计毫厘”的认真、审慎精神。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24〕“多闻阙疑，慎言其余。”〔25〕“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26〕这些话是孔子研究历史文献的经验总结。西方古典史学家在治史态度上也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希罗多德在搜集、考证史料上的严肃认真，修昔底德对神话和无稽传说的摈弃，波里比阿的实地调查和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三） 史籍的优劣
    史学批评中的史籍优劣论，实际上是对于古典时代具体史籍的评价。一般说来，关于史籍优劣问题的论述，应是后来人们对古典时代史家们所创立的各种史籍体裁的评价，它不是具体地针对某一本史学著作，而是对同一类型史籍的总体评价。史籍优劣论的产生，是由于中西古典史学的发达，史学流派纷呈，史书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孔子著《春秋》，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传统。古人在总结《春秋》的作用和特色时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7〕“属辞”，指遣词用字，即为了表达不同的爱憎褒贬而采用一定的书法；“比事”，是按一定体例编排历史事件。《春秋》虽简，但在古典史学中首先树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28〕，确定了按年、月、日顺序记事的方法。其后的《左传》又对这一体裁的最终确立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具有的优点是：按年纪事，事件发生先后清楚，能看出同一年代发生的不同事件的相互影响。但也有其缺点：如果事件所经历的年代长，那么，前后要分散到许多篇中记载，势必彼此间隔，首尾难以照应，史事发展的线索不易显现。秦亡汉兴，人文空前兴盛，于是，《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应运而生。司马迁的《史记》以本纪为纲，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辅之以书、表、世家。五种文体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记叙人类社会史的体系〔29〕，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史籍的正宗体裁。司马迁之后，先后有十余人续作《史记》，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的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班固独具气魄，“断汉为史”，创立了断代史新体例，出现了著史的新格局，在构史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汉书》的史书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因此，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沿用不改，相继二千年。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和班固的纪传体断代史这两种形式以及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史籍体裁，都引起了多方争论。如刘知几肯定断代体，郑樵和章学诚提倡通史；干宝盛誉编年体而贬抑纪传体，范晔批评编年体而褒纪传体，萧颖士、皇甫湜、王益之等人斥责纪传体等，但这些均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内容，故略去。
    西方古典史学的历史编纂学相对来说比中国要落后，其主要表现是体裁少，门类不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古希腊的历史撰述才摆脱史诗和神话的茧壳。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历史著作，创立了叙事体通史体裁，但是仍受到希腊早期“纪事家”的影响。真正具有严密的结构和组织，并完善叙事体史书形式的，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奠定了西方政治叙事史的基本模式，对以后两千余年西方史学产生的影响大于希罗多德。到了希腊化时代，西方开始出现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史书， 其主要代表作是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其编纂方法类似于《史记》中的列传。近代学者梁启超曾把《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相比，认为二者“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30〕。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阿庇安（Appian，约公元95 -165年）辑录前人著作，创立了新的写作体例，即按照国别和重大事件来命篇，叙述其本末始终和因果关系，是西方史学中“纪事本末体”的开始。古罗马时代，出现了大量的编年体史书，如罗马第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公元前254-？年）的《罗马编年史》、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约公元前239-169？年）的《罗马编年史》，以及塔西陀的《罗马编年史》等。此外，李维的《罗马史》还创立了通史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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