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承上启下的布罗代尔
    《碎片化的历史学》也介绍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西方对历史的认识，战后西欧的衰落更加明显，世界的命运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非殖民化、科技革命和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面貌。“新的形势使历史学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各大洲人类之间的信息沟通方面。因此，史学论说必须重新确定方向：单纯的民族国家史不再受青睐；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更加靠近。”（90页）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历史学造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多斯指出：当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推出社会人类学时，其称霸野心远远超出社会科学领域，他的反历史主义观念把神话和音乐看做“消灭时间的机器”（98页）。历史学被贬为一种素材和一门充满偶然性和排斥所有模式化的学科。因此，“为抵御结构主义的攻势，布罗代尔在借鉴列维－斯特劳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对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最初的方向进行了修正”（98页）。
    布罗代尔决定以历史学家的王牌--时段来应对列维－斯特劳斯，用近乎永恒的“长时段”把历史结构化。布罗代尔把时间性分成性质和长短各异的三种节奏：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多斯对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提出异议：“把时间一分为三，并划定其各自领域，这是主观臆断的做法。”布罗代尔把短时段的事件看做“水面的浪花”、“表面的装饰”，这种“贬低事件和抬高长时段的做法暗示着对政治的摒弃”（43页）。多斯进一步指出，布罗代尔的结构史学造成的后果是：人类的作用被贬低为一种集体力量，并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布罗代尔也承认：这种历史分层导致“人类被化解为一群人物”③。在这里，长时段成了人类的逃逸线，因为它引入了超出人类控制的规则。布罗代尔甚至说：“我所做的就是反对人类自由。”④ 尽管布罗代尔仍把人类社会作为中心对象，但却把社会等级视为最重要连续性。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任何平等诉求都是幻想：“只有被精英领导的社会才是正当社会。”⑤ 基于长时段的理论，布罗代尔还提出：地理和气候是解读社会的工具。因此，英国和英镑的霸权主要在于“一个受狭小空间局限的国家具有好斗的倾向”；“近代法国的落后是由于它过于庞大”。关于18世纪人口数量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普遍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只有依据气候变化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但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似乎并不赞赏结构的概念：“结构是个很时髦的词，它甚至也渗透到《年鉴》中，我认为这有些过头了。”（106页）但此时的费弗尔已到垂暮之年，而雄心勃勃的布罗代尔则决心树立自己的权威和赢得一场博弈。
    多斯多次强调布罗代尔的组织才能和称霸雄心：“他像君主和国家元首一样领导着他的事业。”⑥ 作为实权人物，布罗代尔“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机器奠定了一种体制基础，从而实现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整合”。为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并控制了历史著作出版发行的所有环节：负责出版历史丛书的大都是年鉴学派的人，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一时间，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了。布罗代尔从1968年后退居二线，但对新史学派的史学家而言，他仍是无可争议的掌门人，并始终无所不在。多斯指出，使布罗代尔在晚年仍颇具影响的原因在于长期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威信扫地；消极和悲观的人们从布罗代尔那里得到了安慰，因为他指出：过去的人们也和现在一样无能为力；用长时段的尺度来衡量，任何人类意志论都毫无意义（144页）。
    四、破碎的新史学
    多斯对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明显不同，他对费弗尔和布洛克曾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对布罗代尔既表示敬重也提出批评；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则主要持批判态度。
    关于第三代年鉴学派形成的背景，多斯写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性危机令工业社会陷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也转向社会的停滞和平衡状态。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人们对其抗拒力、稳定结构和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西方人开始感到，自己并不能创造全人类的历史，知识分子也力图挣脱自身的社会历史局限，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外部世界。由此便出现了历史学人种学化的趋向。多斯还认为，历史学的人种学化还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反应：一些人曾试图创造历史，但却遭到失败；戴高乐下台后，法国沉闷和僵化的政治背景阻碍了史学家的积极进取与宏观思考。
    进步理念的危机为前工业社会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西方人重新发现了旧日的魅力。于是，历史学家开始借用人类学的分析工具来再现逝去的时代。新史学也全身投入对传统的探寻，年鉴学派把历史的重大时刻抛在一边，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甚至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如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年鉴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开辟了研究感受性和物质文化的新领域。“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种学家的角色。”（156页）
    “系列史”是新史学的重要表现。计算机的使用令量化历史资料和细化历史主题成为可能，由此便产生出系列史。多斯认为，系列化有助于丰富内容，但前提是注重系列间的关联。而实际上，系列史把结构分化为事件系列，却未阐明系列间的过渡问题。系列史仅满足于表明某个系列特定的因果关系，因而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解为众多异质性对象。“这种解构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236页）结果，在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家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了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原料”。因此，多斯认为，系列史实际上同布洛克、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主张的“全面历史”分道扬镳了。当然，新史学的专家中也有人拒绝跟风，依旧坚持全面史观。乔治·迪比强调：社会是个整体，不可能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割裂开。
    心态史也成为新史学的优选对象。早在1965年拉布鲁斯就提出把“抗拒力”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而最能抗拒变化的当属心态。年鉴学派在心态史研究方面产生了不同流派。乔治·迪比对婚姻的研究旨在透过心态来揭示社会，从而使中世纪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雅克·勒高夫重视想象史，在他看来，想象史的意义在于扩展史学领域，丰富研究对象。菲利普·阿利耶斯研究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他一下子纵观数百年，却从不探究导致变化的根源。因为“他并不觉得各个时期对死亡的感受性都有其背景，而认为这些集体的无意识是超越环境的”。让·德吕莫通过系列研究来揭示集体的无意识，他也把恐惧视为一种结构和人类本能：“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而米歇尔·佛维尔则不沉迷于永恒不变的历史，并深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区别。在对死亡的研究中，他分别阐述了人口演变和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等基础因素，以及个人和家庭分别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了机械的解释。他对心态史的定义是：心态史是总体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是以心态史和想象史来取代社会史，尽管雅克·勒高夫等人告诫说：心态研究不应是黑夜中的漫游，而应成为揭示真相的手段（195页）。
    《碎片化的历史学》还着重批判了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违背“祖训”，否定人类中心地位的历史观。在他所著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中，人类既不是研究对象，也失去了中心地位。但是，“勒华拉杜里认为，剥夺人类的中心地位是件有意义的大事，他将此比作历史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175页）。勒华拉杜里把他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定名为《不变的历史》。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季节、周期，以及日常恒定现象。以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史学派甚至用计算机构建出历史幻想的模型，他们在进行计量研究时排除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独立战争，但其研究结果却表明：即便没有这些事件，美国也会有同样的经济增长（219页）。这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提出的严重挑战。
    多斯还指出，晚年的布罗代尔也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观念提出了批评：“我的门徒们没有遵循我的教诲……我的接班人和我之间存在巨大鸿沟。”（146页）他最不满意之处是他们放弃了总体历史的宏大目标，一头扎进心态史领域，并不顾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他认为，这必将断送历史学统领其他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