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用间篇》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之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军事目的，使它表现出较之其它撰述更多的理性，这点在明代的边防史地的图籍中也有同样的表现。以魏焕的《九边考》为例。《九边考》共10卷，其中第1卷为总论，分镇戍通考、经略通考、番夷通考；以下9卷各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分别叙述九边事宜。而各个部分之间均以实用为指归，在逻辑上环环相扣：“惧夫夷险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惧夫防守之弗严也，于是有保障考；惧夫将领之弗职也，于是有责任考；惧夫骑射之弗精也，于是有军马考；惧夫刍之弗充也，于是有钱粮考；惧夫寇虏之莫知所从来也，于是有外夷考；惧夫筹画之弗审而无以为应变之地也，于是有经略考。”
    明代边防史地图籍在编纂方面也富有特色。首先，明代边域史地图籍普遍重视图与文字的结合。这里的图主要是地图。地图与军事防务具有天然的联系，《管子·地图篇》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理。……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理。”明代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勃兴因是应当时边域军事危机而起，也就必然地决定了地形、地势图在这些撰述中的突出地位。例如郑若曾《筹海图编》凡例云：“一、是编为筹海而作，必冠以舆地全图者，表示一统之盛也；一、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边海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皆倭奴诸岛出没之处，地形或凸入海中，或凹入内地，故备倭之制当三面设险者，有当一面设险者，必因地定策……今略仿元儒朱思本及近日罗念庵罗公洪先《广舆图》 计里画方之法，凡沿海州县卫所营堡关隘，与夫凸出凹入之形，庶远近险易展卷在目……；一、总图载府州卫所者，举大而该小，若山沙图则又详外而略内，各有所重，亦互见也；一、附倭国图者，先内而后外也，附入寇图者，知所由入，则知所由御矣；……”除地形地势图外，很多撰述亦有其它方面的图：“与夫兵器、兵船、客兵，有图有说，皆经略之不可无者”。[11]（《凡例》）因此可以说，郑樵所谓的“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的史学思想，[12]（《年谱序》）在明代的边防史地撰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其次，由于明代的边防史地的撰述大多是私人所为，这就使它能够摆脱官修史书的一些僵化的通病，“因事命篇，不为常格”，[13]（《书教下》）根据具体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史目，创制不同的体裁，安排史事的编纂。例如张雨《边政考》卷5为，“稽三夷顺逆出没暨中国战胜与否之状，谨备书于历年之下，……按图索鉴，庶几集思广忠之一助”而创制的有关北虏、西域、西羌等“三夷”历史事迹图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8的“嘉靖以来倭奴入寇总编年表”及“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等，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性。
    在史学的编纂上，明代边防史地图籍的撰述也经过一个逐渐注重考实史料来源的发展过程，例如孙世芳《宣府镇志》的凡例便称：“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志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焉。如或考察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县断，失本真也。”这种注重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从魏焕《九边考》的凡例中看得最清楚，该凡例说：“一、凡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新设边墙崖堑，以备披阅；一、镇戍沿革，取诸各边图志；一、城堡墩台墙堑，增旧创新，取诸近年堂稿；一、军马登耗数目，取诸嘉靖十八九年各边开报手册；一、钱粮定数，取自户部各司手本；一、文武职官责任，取之本司各科职掌；一、番夷始末，考之《一统志》，参以边将译使之言……”完全是以采用第一手材料为主。
    明代边防史地撰述勃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很深刻。首先，从明代社会意识发展的总体来看，边防史地研究撰述的勃兴与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时兴起的实学思潮，实质上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危机的反应，从这个角度讲，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是整个实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具体落实，二者是逻辑上的包容关系。但是由于边防危机关系国家的安危，其影响社会生活之广泛与直接，远远压倒社会上的其它问题，甚至成为其它社会危机发生和深化的根源，不能不使世人感到切肤之痛而引起深思，魏焕《九边考》张环《跋》曰：“噫！今之刻集遍天下，不过玩物适情之具耳，视此集有益国家，有补于生民，有关于世道不同也。请广其传，且以为有事于九边者之一助焉。”而史称《海议》的作者唐枢：“少学于湛若水，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略，九边及越蜀滇黔险阻厄塞，无不亲历，蹑履茹草，至老不衰。”[2]（《唐枢传》）反映了明边防史地撰述与当时实学思潮的密切关系。
    其次，明代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引起的东南沿海海防的危机，亦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这一情况的出现除了带来海域军事防御、作战形式及后勤补给等一系列新的军事问题，还带来了如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国家海权以及开放通商还是禁海锁国等等一系列新的观念性的问题。因此，由东南海疆的防务危机而引发的边防史地撰述热潮，必然会涉及这些新的观念性的问题。由于此时正是西方势力开始东渐的时期，所以对海权海防以及开放通商还是禁海锁国等问题的讨论，就别有一番意义。从当时有关海疆防御的史地著作所反映的思想看，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总体倾向是消极的，其中，在对于禁海锁国还是开放通商的讨论中，虽然很多人呼吁开放海禁，但是这些呼吁的出发点基本是从保证沿海治安的角度提出的，而不是考虑发展海外贸易，因此在观念上仍旧视海外贸易是一种入贡与回赐的形式。至于对海权海防问题的讨论，尤能看出明王朝随着国势的衰微而不断退缩内向的趋向，不再复有初期那种扬威海外的雄心壮想。嘉靖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东南海防著作显示，虽然仍有一些人认为：“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内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14]（《附御倭议》）即主张主动邀击入侵之敌于内海之外。但是更多的人则因怵于“天风海潮之不测”，而主张固守沿岸岛屿或内陆。即使是被当时人称许智勇双全在谭纶、戚继光和刘显之上而“堪大受”的抗倭名将俞大猷[2]（《俞大猷传》），在提出战术全面现代化，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敌于海上的同时，[15]（卷7、卷8、卷11）亦说：“海本辽阔，舟行全籍天风海潮，人力不可与抗。且我就所短而彼用所长，邀击于海中未为良策，故不如设备于海上”。[16]这种因“畏避潮险，不肯出洋”[17]（P2745）而把防御的重点置于近海及内陆的消极海防思想，对后来清王朝朝野的有关认识具有相当影响，而与同时期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的咄咄之势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衰老心态。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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