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键时期，自由主义者这些模棱两可的主张，实际上是与世无救的。可是，他们当时却陶醉在新自由主义的梦幻之中，对自己的政治前景注满了希望：“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30年时间，这班人必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16）为了使希望成为现实，自由主义者一时间成为政治的弄潮儿，广泛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随着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的成立，民主党派汇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他们活动频繁，卷起了一阵较大的自由主义浪潮。然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并没有任何收敛。尽管民主党派人士一再呼吁停止内战，希望“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17），可是，舆论制止不了内战，内战的枪林弹雨使他们构想的美好图景布满了累累弹痕。停战协定一毁再毁，政协决议被公然践踏，和平方案成为一纸空文，伪国大的召开只是粉饰和平，”改组政府“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闹剧。难怪梁漱溟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人士还要“死马当活马医”，不愿放弃国共间的调停角色，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奔忙，调停斡旋，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到头来，梦幻终究代替不了残酷的政治现实，历史给予了无情的回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仍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内战的战火从关外燃烧到关内以至全国。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对各民主党派施加政治压力，企图迫使其就范，甚至罗列了种种罪名强加于民盟，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民主同盟在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刺刀下被迫解散的事实，使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了，和平的方式浇不灭战火，蒋介石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在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胜利进军中，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进入解放区，并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原有的自由主义主张。
    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展示过自已的风姿，却转瞬即逝，自由主义的理论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免不了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三、理论的脆弱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这固然是中国社会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脆弱，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中国必然会失去立足之地。
    自由主义理论始终游离于中国的文化氛围之外，这种理论自传到中国以后，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抵触，因而格格不入。自由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悖之处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一元论心态，追求思想的统一和价值观念的一元化，而自由主义学说却提倡思想多元化、思想宽容和价值多样化，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要想改造或同化对方决非易事。思维方式的惯性，思想观念的定型，固有文化的积淀都决定了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逾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屏障。当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更强化了中国人的一元论心态，他们需要向心的一元的中心思想以定趋向、安人心而收团结人民，统一国家之效果。而自由主义的离心、多元、容忍歧见，就似乎颇不合时宜。即使自由主义学说真有光彩夺目的真理性，也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分离，自由主义者又没有解决好其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贯通问题，就必然失去了它对广大中国人的诱惑力，因而趋于黯然失色。
    在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上，自由主义理论显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国内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看不清内战爆发的实质是国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的必然结果，却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源在于人丧失了理性，便从唤醒人的理性出发来制止内战。“我要大声疾呼的请大家‘回到理性’！请大家放弃一切私心，盲动、妄动，一切诉诸理性！大家返依理性”！（18）自由主义者呼吁用理性制止内战，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社会的政治改革，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弱点。对于反革命的暴力，对于反动派发动的战争，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的战争。毛泽东曾告诫，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道理。在暴力和强权面前，自由主义者想用人格的力量，想以口与笔代刀枪，以求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违反中国革命的规律。事实上，历史并不为理论所支配，理性的呼喊不会驱散内战的硝烟，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的不协调，使其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自由主义的和平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被弃之一边。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自由主义理论的引进是适合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主题的，理所当然应为中国人接受。但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并不都是完全统一的，良好的出发点，未必就有满意的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人们首先要求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追求国富民强，而不是个性的独立和解放。而以提倡个体自由相标榜的自由主义虽然是从中国的救亡图存、国富民强切入，以扩大影响，实现自己的使命，但其理论本身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人当时的处境和要求相距甚远。自由主义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得有些迂阔而不合实际，所以它很难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亿万民众觉醒、参与的过程，民众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体，理论失去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只能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的自由主者视群众为教化的对象，而不是依靠的力量，高踞于群众之上，其理论也就成了少数人的清谈、空谈。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提倡的“平民政治”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层面上被笼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政治的阴影下。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宣传“大众管理的民主政治”可是在实际上却主张国家由少数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他们对民众是“开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只看到了民众有被接受教育的一面，忽视了依靠民众的一面。40年代自由主义者想走的“中间道路”就是这种理论框架下的产物。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论及其实际行动，俨然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使之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隔膜，所以，他们的理论得不到群众的呼应，他们的政治活动只能局限于在少数人中进行。加之自由主义者大都是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大都是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把自己置于民众之外。他们的意识不是民众的意识，他们的理论不是民众所需要的理论，他们的语言不是民众的语言，同时，他们没有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的政治方案，所以，“自由主义仅是少数知识阶级服膺主义，而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民众运动。”（19）
    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在民众中一呼百应，不仅由于其理论本身不适应群众，远离了民众，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一点连马歇尔也看到了：“你们中国知识界中人，太不注意人民的利益，最多，你们注意到你们的自由。”（20）一种脱离群众的理论，一种不注意广大人民利益而把个己放到第一位的理论，当然要被人民悬置起来，其理论本身也就必然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常使它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这更使它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无力抗衡，以至逐渐隐退去其理性的光泽。
    保守与激进是内含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一对矛盾，它使自由主义者无法确当地把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张力与合力。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层面上看，它主张缓进，和平，改良，相信历史的发展是缓慢进步的，具有鲜明的保守特征。胡适曾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改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21）可是在他谈问题与主义时，却主张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这其中激进主义的成份可以窥而见之，他认为，研究问题的好处是能“在短期生很大的效力”，他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贫穷，疾病、愚味、贪污、扰乱，在他看来，打倒了这五大仇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可见，在胡适的改良缓进的背后，想要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急躁情绪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自由主义理论中这种激进与保守的内在矛盾。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冲突面前，其理论上的保守与具体方式上的激进就会表现出来，并且难以克服，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不合理性与虚弱性。
    自由主义者无法化解自由与权威、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张扬自由、民主，但有时又不得不选择权威、专制。他们的理论难以一以贯之，有较大的随意性，令人难以把握和认可。自由主义理论是以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等为主要要素构架起来的，应该说它与权威、专制是不能共存、共容的。从逻辑上说，自由主义者视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一种信念，就应该是一种不懈的追求，但是当他们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时，其信念和追求似乎都有改弦易辙之嫌。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权威的滥用则是司空见惯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无力加以改造，特别是他们发现，中国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需要通过权威和专制的力量加以汇聚时，他们向现实妥协了。如丁文江就提出独裁政体有效率高的好处，并且呼唤一个“独裁的首领”出现。尽管他对“独裁”加以“新式”的限制语，但这种独裁统治的内容，无论如何同自由主义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自由主义者这种在专制、权威与民主、自由之间的矛盾选择，有时连自己也包含着困惑，觉得无所适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自由主义诗人徐志摩的话形象地表达了自由主义者的迷惘心理。一种无确定的理论不能担负起武装民众的历史重任，它在近代社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国共两党的大搏杀，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各种思想的交锋，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共同决定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可悲命运。大江东去，大浪淘沙，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必然成历史潮流的弃儿。
    注释：
    ①罗隆基：《中国需要有第三个大政党》，《观察》第三卷第77期（1948年1月24日）。
    ②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第三卷第22期（1948年1月24日）。
    ③《文史资料选辑》第20期第230页。
    ④⑤杜迈之：《再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文萃》第二年23期（1947年3月20日）。
    ⑥施复亮：《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时与文》周刊，第一卷第8期（1947年5月2日）。
    ⑦《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
    ⑧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四卷第1期（1948年2月28日）。
    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5至7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⑩蒋延黻：《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世纪评论》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