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潮流
    在现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史料的活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明版《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发现，以法制史、社会史为中心，大量的新知识、新见解层出不穷。而至近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也预示着宋代官僚制度的相关研究将出现更新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新史料发掘就宋代史研究而言是十分稀有的事例。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的史料，关注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以及灵活运用的课题。第二股潮流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开拓。如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对象超越了至今为止以政治制度史、政治事件史为中心的范畴，并不断地扩大，包含了如以国际秩序和外交等作为对象的国际政治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史、地方政治史、政治文化史、政治集团史(或称人际网络)、思想·美术·医学·文学等与政治史相关联的讨论方向、由政治地理的观念展开的研究等等。这种现象本身应该是值得认可的，但同时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开拓也必须成为重要的课题。近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优秀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并被视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趋向的先兆。然而，政治文化是什么？要怎样研究政治文化？这样的根本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方向，结果导致“政治文化”一词在研究中的滥用。而且，政治文化史研究本身的研究对象是相当广泛的，如象征、仪礼、政治传统、日常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生活等，我们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考察政治文化问题。对于政治文化史的概念，阿河雄二郎在《イメ一ヅと心性の政治文化史》一文中指出：“政治文化论考察的对象不是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等硬件方面，而是面向人们日常就在经历的政治生活以及作为其背景隐藏的无意识的信条、象征、价值观等软件方面的内容，并且通过与其他地域进行的比较研究，从总体上探讨‘政治指向’的问题，进而摸索对更为深奥的文化内涵的理解。”(竹冈敬温、川北稔编：《社会史ヘの途》，东京：有斐阁1995年版)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具体地实践第一、第二两个方向的课题研究呢？以下将围绕“宋代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问题，谈一谈我的观点与做法。
    二 宋代科举社会史研究的视角
    作为把握宋代社会的指标，许多学者使用了“科举社会”一词。如近年出版了《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的作者近藤一成关注科举所具有的“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再生产机能”，指出“科举被列入传统社会体制的再生产系统之中，故称之为科举社会”(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版，第4页)。我也认为在把握宋代以降的社会时，“科举社会”这个概念是极为有效的。不过，必须注意“科举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在把握这一社会时，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才是有效的。
    在把握科举社会时，我想先对两种看法进行一番整理。其一是科举促进“社会流动性”的看法。宋代的科举考试和现代的考试一样，以客观性和公平性为宗旨，通过书面考试来决定合格与否。禁止唐代“行卷”、“公卷”等考试前的私下准备活动，施行“糊名”、“誊录”等严格的考试体制，除此之外，基本上向全民开放考试资格，中式之后即可获得官员身份(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版)。一般说来，成为官员之后，在户籍上被编入“官户”，不同于一般庶民的“编户”，获得税役和刑法上的优免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只能延续三代，如果其间未能产生后续的官员，其家族则会遭遇没落的危机。另一方面，即使是庶民阶层，只要科举合格的话，就可以上升为被称为士大夫的上层阶层，科举具有产生身份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功能。何炳棣是这种学说的代表性学者［参见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他通过调查大量的明清时代的登科录，论证了明清时代因科举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极高。社会的流动性不单是指上述地位、阶层之类的流动性，还有由科举带来的空间的流动性。魏峰的《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说明了科举作为一种媒介，促成了人群向科举考试相对容易合格的地域流动。但是，也存在着与此不同的看法。其二是高度评价科举所具有的“再生产体系”的功能。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具备几种条件。在没有义务教育的时代，受教育本身要比今天来得困难，为此要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而且还有如何筹措参加考试的旅费、住宿费等问题。此外，家庭教育环境左右科举合格与否的可能性也很高。虽然和科举不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运用“文化资本”、“语言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新概念，对现代法国的社会阶层再生产结构进行了阐释(参见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东京：藤原书店1991年版)。本杰明·A·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把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巧妙地运用于科举之中，主张科举是“再生产忠于皇帝的官僚的政治性再生产装置”，是“再生产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性再生产装置”，是“再生产士大夫文化的文化性再生产装置”，作为“再生产体系”而发挥功能［本杰明·A·艾尔曼著，秦玲子译：《再生产装置としての明清期の科举》，《思想》第810号，1991年。不过，这种看法是不是艾尔曼的独创性看法，稍微有些问题。类似的看法已经在宫崎市定的《科举》(东京：秋田屋1946年版)中得到说明。此外，对于艾尔曼后来出版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平田昌司在2002年撰写的书评(《东洋史研究》卷61第2期)中指出，该书在以官话为线索论述语言资本的再生产等方面存在着错误］。究竟能否将科举视为这样的“再生产装置”，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刘祥光在《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中予以了介绍；艾尔曼运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通过“规训(discipline)场”进行运作的权力论，试图发现科举的这种机能］。虽然尚有讨论的余地，但是被称为“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宋代明州史氏一族这样的事例，亦是不争之事实。而且，在科举合格者较多的地域，同时也是考官辈出，冈元司曾在《南宋科举の试官をめぐる地域性--浙东出身者の位置を中心に》(《宋代社会のネツトヮ一タ》，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中，对由此看出的考生和考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
    我觉得科举确实产生了身份阶层乃至空间的社会流动，作为“再生产装置”的科举对宋代社会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这也是事实。若视之为一种“系统”，那么解析“科举社会”的关键，就取决于系统背后的社会构造和网络可以获得多大程度的阐明。此外，再回到科举社会的问题，前引近藤一成的著作把宋代的解额视为揭示科举社会的重要关键，科举考试本身与当时的户籍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于是，为了有利的考点而冒充户籍的“冒籍”现象频繁出现于宋代的科举相关文献之中，显示出考试和户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绵延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