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代科举社会的系统、网络与空间
    接下来，我想简单说明一下使用“网络论”的观点分析社会结合的理由。关于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合问题，已经有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史研究会提出的“法共同体不存在”论。简而言之，就是虽然在中国专制国家之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结合，但是不存在具备法的主体性的共同体。中国史研究会的研究者根据二战之前“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法制史研究者的见解，展开了这样的讨论。近年出版的伊藤正彦《宋元乡村社会史论--明初里甲制体制の形成过程》(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一书，阐明了以义役为中心的宋元社会组织结构产生出明初的里甲体制，指出义役是“建立在在野读书人阶层的各种活动以及州县官参预的基础上，以农民的赞同并集结起来的形式而结成的”。总而言之，他主张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不存在西方封建社会的行会组织和城市共同体，或者绝对王政时代的社团以及日本村落社会中所能见到的自律性共同体，在结构上由读书人阶层和官府不断地重组社会。
    如果中国不存在西欧和日本那样的法共同体，那么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共同关系，且如何运作社会呢？
    我想用本文所运用的网络这个方法论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正如社会学所用网络概念的定义那样，是“复数的‘物’以具有一定程度持续性的某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某种统一”(金子郁容：《ネツトヮ一キソゲヘの招待》，东京：中公新书1986年版)，是不限于组织性和制度性的把握各种社会关系的用语，而作为方法概念使用的网络被认为是“决定行为者之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围绕着该行为者的网络”(安田雪：《ネツトヮ一ク分析 何が行為を決定すゐか》，东京：新曜社1997年版)，摆脱了重视个体资质和能力的属性主义，认为决定行为的是围绕着行为者的关系结构。例如，一直以来，前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史屡屡被看作是朋党对立、抗争的历史。虽然这个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诸如“朋党究竟是什么”这样根本的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考察。根据对朋党史料的分析，在批判、弹劾对手的时候，文献中经常使用“某人是某人的朋党”的表达，但是“朋党”是否实际存在？举一个例子，苏轼本人就一直否认“蜀党”的存在。还有，在概括某个政治集团的时候，受到后世见解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使用“新党”、“旧党”等名词来称呼它们，然而我们首先应该留意并且厘清的是当时的史料用语如“王安石党”、“刘挚党”等称呼的实质内情。其次要考察的是一直以来对朋党的理解。例如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の意义》“朋党性质的变化”一节，指出了以婚姻和亲戚关系为基轴构成的唐代朋党向以政治上的主义、学问上的出身关系为基轴构成的宋代朋党的转变，从重视“家世”、“婚姻”、“学问”等个别的资质与能力的属性主义立场来分析朋党的形成。但是，我在宋代朋党的实际研究中发现，与血缘、地缘关系相关的因素非常多，而相对正确的做法是，在对个案的网络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之上，进一步归纳该网络的特性。
    运用网络论作为社会结构的分析手法，经常见于东南亚和西南亚研究之中。因为这些社会被认为相对于“组织”和“制度”而言，更重视“网络”［关本照夫：《二者関係ネツトヮ一ク論再考--東南アジアの事例》，《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1年版。关于社会结合中的“组织”性问题，参见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単一社会の理論》(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67年版)］。关于前近代中国社会，以“社”、“结社”、“诗社”等所谓“社群”为线索进行分析，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但是，在探讨宋代的科举社会时，尽管能够看到“义学”、“义塾”、“义庄”等以血缘联结的关系，或者“乡曲义田”、“贡士庄”等以地缘联结的关系，但只是一些断片式的情况，难以找到支持整个系统的明确的共同关系。因此，本文试图从网络的观点，考察当时的社会结合究竟为何物。
    不过，本文并非一篇史实论证式的文章，我在这里要描画的是思考的过程。迄今为止，我与日本的宋史研究者设立过不少共同的研究计划，并有数本著作作为其成果刊行，其中之一就是《宋代社会のネツトヮ一ク》(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该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侧面切入，阐明了作为“软结构”的中国网络社会的各种面相。然而，该书的研究缺乏对网络背后存在的空间，或者说是令网络发挥功能的秩序的探讨，为此我们又编纂了《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ヶ一ショ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一书，其中对“空间”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定义：人们活动的空间不单是指物理性的空间，当然它也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在经过各种各样的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流过程以后，这个空间逐渐衍生出政治的、社会的秩序等所谓社会的构造。这里可以参考近年在历史研究中被大量使用的“空间论”［如日本史研究者仁木宏的《空間·公·共同体--中世都市から近世都市ヘ》(东京：青木书店1997年版)、包弼德(Peter K.Bol)的《地域史と後期帝政国家につぃて--金華の埸合--》(《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0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5年版)等著作。后者提出“space"和“place”应该区别考虑］。要而言之，该理论所着意的空间(place)，并非所谓的物理性空间(space)，而是拥有区别于其他空间(space)的明确领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其关系孕育出来的社会秩序、文化、学问等各种各样内容的空间(place)。不过，这个阶段的认识仍有不足。近年我参加的中国近现代都市史学会的学者们提出了以下观点。都市研究的方向，是对拥有独特的地理性环境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空间体如何通过系统和网络被构筑的过程进行了透彻分析。也就是说，都市研究采取的思路是，对系统、空间、网络等复合式要素进行分析综合，逐渐呈现出都市的实际形态(叶文心：《系统与网络：城市研究的几个思考》，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近代东亚城市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7月)。这是都市分析的指标，同样也可以作为社会分析的指标。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社会构造自身也具有从系统、空间、网络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