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三个角度为指标可以对“宋代的科举社会”进行怎样的分析呢？下面要谈的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方法。
    1.宋代科举社会的系统
    如前所述，科举既有促进身份阶层、空间两方面变化的“社会流动性”的一面，又有促进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再生产的“再生产体系”的一面。其关键角色就是“解额”，也可以说是户籍和考试融合的制度。以往我在考察“宋代科举社会”的构造时，科举及其延伸出来的官界网络问题也被同时提出。当时曾得出如下结论：生活在以科举-官僚制为核心的政治世界的士大夫，为了获得晋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荐举”，一方面在自己所处的地缘、血缘、学缘、业缘(同官、同僚等相同职业种类的连带关系)等各种关系--各种“同”缘之中，不但有“同学”、“同舍”、“同年”、“同乡”、“同姓”、“同官”，还包括“座主门生”、“师弟”、“上司、部下”等关系--的主体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又被卷入到各种关系当中。然后，这些关系不断推动政治斗争和升迁竞争向着“朋党”那样的政治性的人的结合形式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宋代人事制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累积一定的资格以外，在不断上升的阶梯中必须获取推荐者的“荐举”制度，它的重要性与科举是平行的。如是，一连串的“系统”就是宋代科举社会运作的齿轮，若不对这些系统进行解析，也就无法分析其网络问题。
    2.宋代科举社会的网络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我认为在宋代的科举社会或说是以科举-官僚制为核心的社会中，确实可能存在以由某种机缘联结起来的“同”作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网络同时存在两种侧面。与日本这样一般从属于单一的“场”而且过分侧重“场”中的排列顺序的“纵”型社会相比，中国的情况则是对单一的“场”的从属性较低，而重视网络的“横”向关系的倾向更强。尽管如此，在科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被称作“独特的纵向系列的序列主义”的独特的关系，与网络的横向关系相互交错。其一是以“天子门生”、“座主门生”为代表的皇帝与考生、考官与考生的关系［根据岸本美绪《風俗と時代観》(东京：研文出版2012年版)中《明清时代の身份感觉》一文，清朝基本政策倾向是严禁门生关系或“盟”关系等在明末士绅阶层中兴盛的模拟的血缘关系，强化皇帝与官僚之间一元的隶属关系。不过，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描写科举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年”、“门生”等关系仍然作为科举社会的中心关系发挥着它应有的影响力］。在应考的同时获得的身份(或地位)在彼此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序列意识。例如，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中的一节说道：“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童生被称为“小友”，而成为生员以后则称为“老友”，据描述，他们之间在席次和仪礼上都是差别对待的。随后若成了之上的举人、进士，那么身份的距离就会表现出天渊之别。这样因身份(或地位)的不同带来的关系性问题，不仅止于称呼，甚至延及衣服、居所等各个方面，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此处呈现出的一种序列主义型构造［高桥芳郎《宋代の士人身分につぃて》(京都《史林》第69卷3号，1986年)一文指出，在宋代，以科举考生和学校的学生为中心，在徭役和刑法上获得某种程度特权的“士人”阶层确立，并成为明清序列主义型构造的萌芽］。不过，与《儒林外史》的世界相比，洪迈《夷坚志》的世界中很难看到这种序列主义的构造，我认为原因之一是明清时代的科举在科举试之前设置了学校试，于是生员、举人的称谓分别成为取得学校试、科举试两个阶段合格资格的一种身份化的结果，而与这种多段结构的序列构造不同，宋代的科举制度规定，解试合格但接下来的省试不合格者，就只能重新接受解试，于是不存在解试合格者这一阶段的身份。尽管如此，网络分析仍然需要同时着眼于纵、横两个方向，而同一课题的研究也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其共同建构的关系。
    3.宋代科举社会的空间
    关于空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地域社会与中央官界是两个不同的空间，考生以州学、县学或者书院、义塾等场所为基点共同进行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逐渐形成了称为“同学”、“同舍”的关系网络。在官学里形成了地方士大夫参与的乡饮酒礼或建立先贤祠、乡贤祠祭祀乡里贤人等礼仪的空间。此外，在解试完毕之后，这里还举行为考试合格者送行的壮行会(鹿鸣宴、期集宴)。而且，令人更感兴趣的是，正如山口智哉的研究所指出的，并不单单是在同一场所学习或共同举行同一个礼仪而已，解试的合格者为了彰显解试中的“同年”关系，以“期集小录”、“乡饮小录”、“同舍小录”等形式进行书籍的印刷和出版，以便培养“同”的意识(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书かれたもの”によゐ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7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2年版)。“同年录”中最有名的就是殿试结束之后由合格者出资出版的那种，而到了明清时代，乡试、会试、殿试不同阶段都会有同年录的制作。
    阅读《夷坚志》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一同乘船出发到京城、住宿在同一旅馆、考前时间一同度过等情形的记述。这种情况估计与当时考生求取连带保证的“保”的制度有关，但也可以看到考生们在考试之前确实有一同旅行、娱乐、饮食等机会。如此，邸店、旅馆等住宿场所，茶馆、酒店甚至京城里非常兴旺的欢乐街瓦市，还有作为信仰、文化、商业空间中心点的寺观、祠庙等，都成了考生之间交流的基点。在读《夷坚志》的时候，最常见的事例之一就是考生参拜寺观、祠庙等进行“乞梦”的记载。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年版)一文，曾意味深长地指出了如上所述都市空间的发达。初唐长安的“王府”空间在中晚唐时期被转用为寺观，以此为线索，可以看到中晚唐时期部分寺观的世俗化倾向得到加强。其一，公共的政治空间(安放皇帝图像，通过庆祝皇帝生日和国忌的祭祀活动等，担负起皇帝祭祀的一个部分)；其二，公共的学术空间(唐初，在此举办译经和讲经活动，到了中晚唐时期，成了士人读书、集会、创作诗文和学术讨论的场所。同时作为藏经之地，承担起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其三，大众文化的场所(除了俗讲--僧侣以抑扬顿挫的声调通俗地解释佛典和历史故事之外，还成了戏剧、乐舞、歌唱等民间娱乐演艺活动的场所)；其四，大众的娱乐空间(成了民众观看喜爱的花卉和景色，并向神佛祈祷的空间)。荣文认为，通过上述四个功能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业和消费阶层的增强，为宋代以后的近世社会充当了桥梁作用。这个公共空间论虽然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近代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共圈”(可以进行交流的公共的言论空间)问题并不相同，然而在那个时代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介体，实现公共功能的空间确实变得发达，那么科举社会的网络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以那样的空间为中心而展开的。不过，围绕“公共空间”、“公共圈”的讨论仍需要考虑两个方向的可能性。其中一个方向的着眼点是如明清都市史研究所揭示的，地缘、业缘有关的会馆、公所和都市慈善机关的善堂等具体组织及其空间。而另一个方向的着眼点则是如日本中世史研究所揭示的，“建筑物”、“广场”、“道路”等在近世都市发展之前过渡性地象征“都市性”的都市场所。研究则就其场所的社会关系展开分析(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中世都市研究17：都市的な埸》，东京：山川出版社2012年版)。围绕前者的“善堂”已有研究展开讨论，并试图从中考察地方自治的发达程度，像这样对“空间”论穷根究底，我们才能看到都市性空间以及以其为媒介的“公共圈”的渐次形成。在现阶段，我认为可以像荣新江的研究那样，把“公共空间”论作为前提，将宋代科举社会视作都市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从而考察它的网络与秩序等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谈一下史料的问题。在进行科举社会的研究时，与“系统”紧密相连的是制度和机构，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正史、实录类史料以及《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政书、会要类史料，我们可以获得相关部分的资料。关于“网络”，则“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传记史料，书信及“举状”等与推荐关系有关的资料也十分有用，某些情况下分析交际情况，还有必要留意到类似于“诗”之类的资料。而他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怎样交流的，我们需要结合小说、随笔、杂著等多种史料进行考察。
    本文撰写的宗旨就是讨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所谓新的观点并非全盘否定以往的一切研究，不过是进一步探求在研究中如何活用史料、如何分析问题。因此，希望大家仅将文中所谈思路与方法看作是思考如何推进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提议。为了解读一个网络，不但要对该网络进行细心的分析，还要把目光放到推动网络运作的“空间”与“系统”之上，于是，经过总体的分析综合，宋代科举社会的实际形态就会慢慢地浮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