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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善择,举重明轻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朱露川 参加讨论

“史料”问题是中国史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学界已出版一些专著讨论史料的整理和运用。2014年6月,齐世荣先生新著《史料五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专讲史料问题的五篇论文,另附两篇涉及史料问题的专论,反映了作者在史料学领域研究的心得和创获。研读此书,深感它对于我们后学拓展史料学视野,进一步掌握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分寸,进而窥探齐世荣先生的史学思想,都有很多启示。今将笔者研读此书的几点认识,发表出来,请学术界前辈指正。
    一、怎样看待“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是《史料五讲》再三致意的见解,因此,本书从多方面阐述这一核心思想。①
    作者首先辨析了史料的种类,全书开篇着重论述了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种文字史料各自的优劣,作者通过分析历史上学者们关于官、私史料价值的不同观点,强调“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②。其余四篇详细讨论了在过去或被夸大、或被忽略的四种私记史料,包括日记、私人信函、回忆录类私人文件、小说。
    作者进而明确指出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可分别论述,但不可奉其一为至尊。”③在史学方法上,作者提倡向马克思学习,使“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④作者多次强调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环节,但他同时指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⑤,因此不支持“史料至上”的观点。
    --关于史料的搜集,作者提出了两项原则,即“扩张”和“详尽”。关于扩张,他认为:“搜集材料应力求全面”,“史料以后还会继续扩充,也必须继续扩充。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发展中必然产生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必须搜集与新问题有关的新资料”⑥。在跟中青年学者漫谈学风问题时,他也强调“利用新史料”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⑦关于详尽,作者指出:“‘竭泽而渔’,是搜集资料的最高标准。”⑧在谈到有关档案的工作时,齐先生认为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是“互相依存”的,档案工作者应当与史学工作者“密切合作”,其中非常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出版史料汇编”⑨。
    --史料的运用是作者非常重视的问题。他举陈垣、陈寅恪之例,指出他们两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所当用。”⑩作者不仅重视总结前人运用史料的经验,而且在自身的史学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史料。在《史料五讲》一书中,作者旁征博引,所征引史料种类繁多,内容贯通古今、兼顾中西,包含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史料。齐世荣先生非常鼓励中国的外国史学者通过史料的运用,在外国史研究领域树立信心。他说:“中国人搞外国史,要有点志气,要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不少人说,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材料掌握不如对方多,很难达到高水平;有的人甚至说不如多做点翻译、介绍工作。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重要。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国人一样多,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材料主要根据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11)可以说,齐世荣先生以身作则,彰显出一个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熟练掌握和运用。
    二、举重明轻,以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说明某种史料的运用及其重要性
    《史料五讲》在论述回忆录类私人文件中关于涉及政治事件的,举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例,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举《顾维钧回忆录》之例,说明英美两方在巴黎和会过程中对日本的纵容和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举《杜鲁门回忆录》之例,说明“(美国)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举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之例,说明二战中“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在论及“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回忆录类私人文件”时举“贪污黑幕”为例,说明这一丑恶现象的具体情节“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12);论及“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时,举“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蔡元培:《自写年谱》”、“《齐如山回忆录》”、“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年)”、“季羡林:《留德十年》”、“韦君宜:《思痛录》”、“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等数例,说明回忆录可以帮助研究者“重点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了解他的‘所处之世’”(13)。作者举上述数例,一方面举重明轻,节省篇幅,说明道理,阐明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的博识和对各种史料运用的“艺术”。
    刘知幾在讲到史书叙事时,认为人们对于材料的运用应做到“略小存大,举重明轻”(14),我们借用此语来评论齐先生的大作应当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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