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至兵部尚书。于谦同里后学孙高亮在章回体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的第五回，以于谦观石灰窑所感，口占七绝《石灰吟》（注：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五回，道光十五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但于谦《忠肃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一载其诗：杂体60首、五绝40首、五律46首、七律193首、七绝71首，共410首；于谦《节庵存稿》（成化刻本）载其诗：杂体61首、五律46首、七律195首、五绝40 首、七绝172首，共414首；于谦《于肃愍公集》（嘉靖刻本）载其诗：杂体73首、五律61首、七律346首、五绝53首、七绝87首，共620首。《忠肃集》（四库全书）、《节庵存稿》（成化本）和《于肃愍公集》（嘉靖本）均阙《石灰吟》。）一首。《石灰吟》映现于谦生命历程有着四种境界：这就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一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磨练，方能横空出世，扮演人杰角色。于谦是读书人，苦读--“千锤万击出深山”，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一种境界。
    于谦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做过兵部主事，父亲则“隐德不仕”。乃祖乃父诚信忠直、鄙污轻财的品格，予少年于谦以极大熏陶。
    少年英才，志向高远。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养成的素质--优良素质福益终身，劣弱素质祸殃一生。于谦在六岁时随家人清明扫墓，路过凤凰台，其叔口占：“今日同上凤凰台”；于谦对曰：“他年独占麒麟阁”。一日塾中读书，学友因淘气，塾师要惩戒。于谦请作联对，免受责罚。先生曰：“手攀屋柱团团转”；于谦对：“脚踏楼梯步步高”。先生又曰：“三跳跳落地”；于谦再对：“一飞飞上天”。他聪颖机智，以联对代罚。少年于谦，不惧官宦。他十岁那年正旦，红衣骑马穿巷，往长亲家贺岁。于谦刚从巷中冲出，不料撞上杭州巡按。巡按问道：“小子何敢冲吾节导？”于谦回答：“良骥欲上进而难收，正望前程耳。”巡按见其出言不凡，便让他应对：“红衣儿骑马过桥”；于谦对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巡按惊异，赏银十两（注：参见《于谦》，杭州出版社，1998年；孙高亮：《于谦全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虽是年少，却抱负远大，立下志向，信守名节：“自是书生守名节，莫惭辜负指迷人”（注：于谦：《读悟真篇》，《于肃愍公集》卷六，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悟到真谛，终生不渝。
    于谦《题〈公中塔图赞〉》手迹
    品晶节清，题赞铭志。叶盛《于少保文山像赞》记载：郎中张遂持文山像求题，像上有于少保赞辞。赞辞88字，全文照录如下：“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三0，第297至29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0年。）。上文又云：于公座侧，悬置此像，数十年如一日。于谦为爱国英雄文天祥画像所题写的赞辞志在君民，不为身计，宁正而死，不苟而活--大志大勇，高风亮节，笔墨坦露，英雄气概。
    勤奋好学，足不出户。于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少读书，手不释卷，过目辄成诵”（注：《皇明大政记》卷十七，载郑晓：《吾学编》卷六九，叶一，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他读经书，疏通大旨，见解精辟，语惊四座。他12岁时，寄住慧安寺，专心读经书。16岁时，又读书于吴山三茅观。17岁时，乡试不第，遭到挫折。一个人，在挫折面前，是挺进，还是退缩？这是英雄与懦夫在性格上的分水岭。于谦在挫折和失败面前，不服输，不气馁，学益笃，志更坚。于谦后来回忆自己苦读的经历时说：“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注：于谦：《忆老婢》，《于肃愍公集》卷一，叶二二，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史书也记载他发奋读书的情景：面壁读书，废寝忘食，“濡首下帏，足不越户”。廿年寒窗，千锤万击，24岁考中进士。一个读书人，一个平常人，不历炼千锤万击，不经过刻苦攻读，是不能金榜题名的。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只有经受千锤万击，磨练慷慨刚毅大志，学养聪明才智，陶冶优良素质，才能登上历史舞台，做出一番恢宏事业。
    于谦考中进士，标明他走出深山，迈入仕途，生命跨进一种新的境界。
    二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登上历史舞台之时，都要经过一番艰苦考炼，方能惊世骇俗，炼化成为人杰。于谦是官宦，清官--“烈火焚烧若等闲”，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二种境界。
    于谦从24岁中进士，到50岁丧父（翌年丧母），其间26年，是他居官清正廉明、心受“烈火焚烧”的时期。贪官当道，做名清官不仅要严于正身律己，而且要严防群小诬谤。明代另一位保卫京师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有段名言：“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注：《明熹宗实录》卷七五，天启六年八月丁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在众贪独清之时，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至今，概莫能外。所以，专制时代，做名清官，既要净化自我，更要战胜群魔。于谦为官、任事，志在抚民、锄殄：“豺狼当道须锄殄，饿殍盈岐在抚巡”（注：于谦：《二月初三日出使》，《忠肃集》卷十一，叶七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寄语郎官勤抚字，循良衣钵要人传”（注：于谦：《过中牟鲁恭祠》，《忠肃集》卷十一，叶四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他在河南，屡布大政，生平《行状》，列举十端：劝籴粮米，备物堰水，减价粜卖，诚祷祈雨，税粮折色，种树浚井，分豁差遣，修筑堤岸，抚赈流民，减征粮布（注：《于谦行状》载述：“公在河南，屡布大政。其一，劝籴粮米；其二，备物堰水；其三，减价粜卖；其四，摅诚祈祷；其五，税粮折请；其六，种树浚井；其七，分豁差遣；其八，修筑堤岸；其九，抚赈流民；其十，减征粮布。”见《忠肃集·附录》，第5至6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于谦任官江西、河南、山西时（注：《成化山西通志》卷八，叶三五，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昭雪冤囚、兴修水利、疏解流民、落狱论死，都是在烈火中焚烧其身。
    第一，昭雪冤囚，疏劾贪官。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成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出使湖广，返京复命，疏劾贪功冒杀将吏，永乐帝下旨切责之。他守按江西，轻骑简从，遍历所部，延访父老，清理积案，厘革乡民之疾苦，平反冤狱以百数，“雪冤囚，数百人”（注：《江西通志》卷五八，叶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他疏奏陕西官校，掠民为害，诏遣御史，捕之问罪。他在山西，令“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注：《明史·于谦传》卷一七0，第454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他劾治“王府之以和买害民者，一道肃然”（注：倪岳：《神道碑》，《忠肃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他还不避权贵，清理官船货匿私盐者，河道以清。他巡抚地方时，办理个案，惩处贪吏，疏解积困，救民水火，“然公持重，不苟为名，凡所规画，莫不计久远”（注：王源：《居业堂文集》第1卷，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不图急功近利，而求造福一方。按惩贪官，为民雪怨，“一方若涤，颂声满道”（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0七，叶十二，明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第二，咨访民隐，兴修水利。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这是两个多灾的地区。以河南为例，非旱即涝，遇上河决，汪洋千里，灾民遍野。山西也是十年九旱，北边兵荒，黎民受苦。于谦上任后，“遍历诸州县，察时所急、事所宜兴革，即草言之，一岁章数上”（注：《山西通志》卷八五，第6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台北。）。他还奏免山西山陵役夫17000余人。宣正年间，黄河屡决。如宣德六年（1431年），于谦疏奏：开封等府，“夏秋水溢，田多淹没”（注：《明宣宗实录》卷七六，宣德六年二月戊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于谦殚心竭虑，治理河患。《明史》本传记载：“河南近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注：《明史·于谦传》卷一七0，第454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 年。）。据方志记载：黄河决，噬汴堤，“谦躬至其地，解所服衣以塞决口”（注：《嘉靖河南通志》卷二四，叶一八，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水退民安，民众怀念。今开封城北辛庄尚有于谦督造的“镇河铁犀”（注：于谦撰《铁犀铭》：“百炼玄金，熔为金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镇厥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亿万闾阎，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尔亦有庸，传之无极。”（《嘉靖河南通志》卷四一）。），是其督率民众治理黄河的历史铁证。
    第三，赈灾免赋，疏解流民。宣德间，河南、山西等地灾荒，于谦受命为巡抚御史。他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是两者利益兼顾，而不是攀上损下。宣德十年（1435年），于谦疏奏：“河南连岁灾伤，人民艰食，乞减半取之。”获允（注：《明宣宗实录》卷三，宣德十年三月辛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正统六年（1441年），他疏请开官仓、济穷民：“今河南、山西，积谷各数百万。请以每岁三月，令府、州、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其州、县官吏秩满当迁，“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一，第19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未完成任务者，不得异地做官。此疏诏行之。时山东、陕西流民，携家带眷，就食河南，20余万。此事处理不当，或会酿成民变。于谦行事慎重，妥善对待：一是请发官仓积粟赈济，二是奏令布政使授给田、牛、种，三是抚籍立乡都10万余户，四是请乡里有司监察之。由是，化解流民，定籍耕农，疏缓民瘼，安定社会。
    第四，得罪宦官，落狱论死。于谦为官正直，上不贿要，下不纳赂。他每入京议事时，人问其何不橐金银、带土物，贿赂当路耶？谦笑而举其两袖曰：“吾惟有清风而已。”汴人诵其见志之诗，曰：“手帕蘑菇（注：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于肃愍诗》云：“手帕蘑姑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乡闾话短长。”瑛为谦同里，而比谦稍晚。《辞海·清风两袖》条载：“于少保（谦）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不持一物，人传其诗云：‘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上文中的“绢帕”可为异传，而“麻菇”似为“蘑菇”之误。）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注：《嘉靖河南通志》，卷二四，叶十八，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又见于谦同里郎瑛《七修类稿·于肃愍诗》，但其末句略有不同，为“免得乡闾话短长”；另见《万历杭州府志》，但其末句亦略有不同，为“免得闾阎说短长”。另见叶盛《水东日记·于节庵遗事》卷五、第5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明史》本传亦载：于谦“每议事京师，空橐以入，诸权贵人不能无望。”他痛恨贪官污吏，将其比作吞食民羊的虎狼。其《犬》诗云：“于今多少闲狼虎，无益于民尽食羊”（注：林寒：《于谦诗选》，第11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又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七引述《桑》、《犬》二诗之后论说，意二诗不类于公本集之句，予问之先辈云云，“或曰：《犬》诗乃先正李时勉者，未知孰是。”）。好人谋事，小人谋人。谋人者怠于任事，谋事者疏于防身。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于谦在朝在省，革积弊（注：《于节闇奏疏》卷四《教习功臣子孙疏》载：“国家隆古崇德报功之典，凡勋臣之家前代既加褒锡，后世子孙德以承袭爵禄，或遇蒙任使管理军务。然彼皆出自膏梁，素享富贵，惟务安铁，不习劳苦。贤智者少，荒怠者多。当有事之际，辄欲委之以机务，莫不张惶失措，一筹莫展。不但有负朝廷恩遇之隆，抑且恐误天下要切之事。评其所自，皆平日养成骄惰，不学无术之所致也。”），立新章，执法严，敢踬决，得罪了一些人。“太监王振持权势，以谦无私谒，属言官廷劾谦冤望”（注：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一上，第163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于谦遭到诬奏，下狱论死。但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赦谦以大理寺少卿复往巡抚”（注：《山西通志》卷八五，叶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后得释，迁京官。一个官员不为民做点实事好事，百姓是不会伏阙恳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