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都要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受得历史检验者，永留清白在人间，取义成仁薪火传。于谦身后谥忠肃，成仁--“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四种境界。
    于谦真正经受粉身碎骨的锤炼，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土木之变（前文已述）和夺门之变。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死生之争。与谋者徐珵改名有贞，临事诀别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祸。去矣！归耶，人；不归，鬼！”（注：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第190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但其标点“去矣归耶，人不鬼归”，错断，盖误。夏燮《明通鉴》第27卷，第1089页：“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门族，祸归人不归，鬼矣。’”引文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此段标点有误，似应作：“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门族祸。归，人；不归，鬼矣！’”）有论者曰：于谦应在徐有贞、石亨等发动政变之前，将其阴谋粉碎，党羽一网打尽。于谦是一位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忠君是其基本的理念。他当时的处境是，一仆四主--朱祁镇及其太子见深和朱祁钰及其太子见济，左右不是，前后为难，易主易储，不暇两全。朱祁镇复辟成功后，如何处置于谦？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既然是“夺门”，又要称“迎驾”（注：《明史·李贤传》载：“及亨得罪，帝复问贤‘夺门’事。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帝悟曰：‘然’。”）。徐有贞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注：王源：《居业堂文集》第1卷，第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于谦无罪，被“意欲”两字成狱，定谳谋逆，被处死刑。于谦成了朱祁镇和朱祁钰兄弟皇位争夺的替罪羊。朱祁镇是其太上皇，朱祁钰则是其今上，二者你死我活，于谦站在何方？屠隆论曰：于谦“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主势不俱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主亡。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景庙自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注：谈迁：《国榷》卷三二，第2025页，中华书局，1958年。又，礼部尚书姚夔后将其议稿出示于郎中陆昶，昶再言及王锜。锜著《寓圃杂记·英宗复辟》载述其事。）。此种评论，颇中肯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言干天位，事关社稷，于谦作为一位正统高级知识官员，其最佳的选择只能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如陈继儒所言，于公“敢于任死，而闷于暴名”。做社稷之忠臣，结社稷之正局。此非豪杰之勇，实乃大贤之仁。这从于谦的政治理念、生命价值、道德情操、处世原则四个方面可以得到诠释。
    于谦的政治理念是，重社稷，爱苍生。他以“功在朝廷，泽被生民”（注：于谦：《赵尚书诗集·序》，《忠肃集》卷十二，叶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作为人生的旨归。一个英雄的生命源泉，必有高尚之爱。爱之愈深，情操愈洁；爱之愈广，品格愈高。于谦虽出生于官宦世家，家风勤俭清励，乃父清介不仕，故经济并不宽裕。他的《祭亡妻》文云：“吾家素贫，日用节俭”（注：于谦：《祭亡妻淑人董氏文》，《忠肃集》卷十二，叶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仅为中产，当属实情。他居官“门第萧然，不容私谒”（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天顺元年正月丙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他节俭的生活，朴素的思想，比较贴近平民，也容易怜悯百姓。仅据《忠肃集》粗略统计，他写下34首悯农诗，占其诗作总数的近百分之十。诸如《田舍翁》、《采桑妇》、《收麦诗》、《悯农》以及《喜雨》之作等。其《田舍翁》云：“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田舍翁，君莫欺。暗中朘剥民脂膏，人虽不语天自知”（注：于谦：《田舍翁》，《忠肃集》卷十一，叶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其《悯农》诗亦云：“无雨农怨咨，有雨农辛苦。农夫出门荷犁锄，村妇看家事缝补。可怜小女年十余，赤脚蓬头衣蓝缕。提篮朝出暮始归，青菜挑来半沾土。茅檐风急火难吹，旋热山柴带根煮。夜归夫妇聊充饥，食罢相看泪如雨。泪如雨，将奈何。有口难论辛苦多，嗟尔县官当抚摩”（注：于谦：《悯农》，《于节闇诗集》卷一，叶一三，明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这是于谦能够成为廉洁清官，其心灵基因的灵魂写照。这般高尚之人，不趋炎邀利，不乘时迎合，而重名节，轻财帛。
    于谦的生命价值是重名节，轻财帛。他的《无题》诗略云（注：于谦：《无题》，《于肃愍公集》卷一，叶二○，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
    胡椒八百斗，千载遗腥臊。
    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
    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于谦澹泊名禄，冀求清白，尝以“清风一枕南窗卧，间阅床头几卷书”（注：于谦：《初度》，《忠肃集》卷十一，叶三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自慰。他一心任事，不怕丢官：“好在故园三亩宅，功成身退是男儿”（注：于谦：《还京述怀》，《忠肃集》卷十一，叶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他廉清公正，不摆官谱：“因葬亲徒步还乡，不烦舆传”（注：《万历杭州府志》卷七七，叶六，明万历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他生活简朴，衣食清素：“衣无絮帛，食无兼味”（注：尹守衡：《明史窃》卷五一，华世出版社影印本，台北。）。他笑看长生，安于清贫：“修短荣枯天赋予，一官随分乐清贫”（注：于谦：《初度日》，《于肃愍公集》卷三，叶一○，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他爱民如子，看重清名：“有司牧民当体此，爱养苍生如赤子。庶令禄位保始终，更有清名播青史。剥民肥己天地知，国法昭昭不尔私。琴堂公暇垂帘坐，请诵老夫收麦诗”（注：于谦：《收麦诗》，《于节闇诗集》卷一，叶一四，明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于谦重视国法，爱养苍生，珍重名节，轻薄利欲，体现了其高尚的情操。
    于谦的道德情操是志高远，内自省。于谦有远大的目标，宽广的襟怀。他念苍生，悯农夫，这在明朝腐败官场中是十分可贵的。他以诗词表述自己的念农情怀：“好挽银潢作甘雨，溥沾率土润苍生”（注：于谦：《晋祠祷雨晓行》，《于肃愍公集》卷三，叶一一，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安得天瓢都挽取，化为甘雨润苍生”（注：于谦：《春水》，《于肃愍公集》卷三，叶六，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他希望自己能有一把天瓢，挽取银河之水，化作甘霖，滋润禾苗，获得丰年，乐安苍生。于谦以儒家内省，严于律己，不断反思。人之所以犯错误，多源于自是自私，而鲜于自察自省。据初步统计，于谦反思的诗如《自叹》四首、《自咎》四首、《初度》四首，都充满了自律、自省、自责、自咎的可贵精神。这种内心自省，不仅净化灵魂，而且趣近自然。
    于谦的处世原则是分善恶，辨正邪。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明永乐十九年于谦同科进士刘球，官翰林侍讲，以直谏，触王振。振大怒，下球狱，属太监马顺杀之。“顺深夜携一小校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颈断，体犹直。遂支解之，瘗狱户下”（注：《明史·刘球传》卷一六二，第440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于谦敬仰他的同年，作《刘侍讲画像赞》（注：于谦：《刘侍讲画像赞》，《于肃愍公集》卷八，叶一，明大梁书院嘉靖丁亥刻本（清光绪重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其文曰：
    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一尘。古之君子，今之荩臣。才足以经邦济世，学足以尊主庇民。持正论以直言，遭奸回而弗伸。获乎天而不获乎人，全其道而不全其身。……噫斯人也，正孔、孟所谓取义成仁者欤！
    上述赞辞，像面镜子，映照出一位英烈的崇高形象：铁石肝肠、冰玉精神，全其天道，不顾尔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伟哉烈哉，忠肃于谦！
    人生于自然，死归于自然。于谦藉煤炭喻人生：“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注：于谦：《咏煤炭》，《忠肃集》卷十一，叶四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煤炭是无私的，它的出山，为着人间的温暖。于谦又藉孤云喻人生：“大地苍生被甘泽，成功依旧入山林”（注：于谦：《孤云》，《于肃愍公集》卷六，叶一六，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天云也是无私的，它造福万民后，不求报答，遁入山林。于谦说：“人生不满百，常为千岁计。图利与求名，昂昂争意气。昼营夜复思，顾恐力弗至。一旦寿命终，万事皆委弃”（注：于谦：《无题》，《于节闇诗集》卷一，叶一四，明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于谦遭诬，虽死犹生，后世民众，立祠景仰。河南父老，建庇民祠祀之（注：《嘉靖河南通志》卷十八，第8至9叶，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该志记载：“庇民祠在府治西，祀侍郎于谦。成化中，汴父老建，即公之寓廨所也。正德十年重修，每岁春秋有司致祭。”李梦阳记注曰：“开封城马军衙桥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倾保大之功，居无何而死。于是天下人闻公死，咸惊而疑，而涕泣，语曰：鹭鹚冰上走，何处觅鱼嗛。而公前巡抚河南时，实廨马军衙桥西，而梁父老于是闻公死咸涕泣，日相率潜诣公廨为位哭奠焉。会纯皇帝立诏曰：少保谦冤，宥其家而遣[官]祭其墓。乃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腊忌。梁父老则把香曳筇趿履若少壮，咸翼如不期而至，稽首祠下哭，填门塞户矣！又敬皇帝立诏曰：少保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立祠岁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焉。于是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数百千人诣阙门伏诉：少保谦前兵部侍郎时巡抚功云，愿立祠如杭祠，不报。而梁父老归，伏腊忌岁，乃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余矣！”）。帝都北京，“公被刑日，阴霾翳天，京师妇孺，无不洒泣”（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二，叶一四，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后将其故居改祠，堂三楹，中塑公像，春秋享祭（注：《日下旧闻考》卷四六，第7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颂云：“庙食帝城东，巍峨天人表”（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第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京师于少保祠（注：查慎行《人海记》（清钞本）卷上载：“崇文门内旧有于忠肃公祠，万历乙未二月己未敕建。额曰‘忠节’。本朝顺治中，公之像被毁。吾邑人谈孺木作《吊于太傅祠文》以悯之。今相传为京师城隍神。”）成为北京历史文化胜迹（注：京师于少保祠，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其“在崇文门内东裱背巷，公故赐宅也。祠三楹，祀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塑公像危坐，岁春秋遣太常官致祭。”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载：“于忠肃祠，万历乙未二月己未敕建。顺治中，公像被毁。”乾隆中，励宗万奉命对京城古迹做调查，其《京城古迹考》云：“乃遍访故巷，悉为民居，求所谓忠肃祠者，皆曰不知。”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载：“于忠肃祠，在裱背胡同，芜废已久，近始重修，浙人逢春秋闱，居为试馆。”1984年5月24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址今为北京市崇文区西裱褙胡同23号。）。在杭州，于谦祠墓，受到景仰。明宪宗在追录于少保时，借用李荐之语：“皇天后土，鉴生平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注：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九，第10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超然物我，一身正气。明孝宗弘治帝以于谦“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谥曰“肃愍”（注：《明孝宗实录》卷三三，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祠额曰“旌功”（注：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第581页，引录《明孝宗实录》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于谦条，脱“恳”字；《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丙子于谦条，阙漏。）。明神宗万历帝以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改谥曰“忠肃”（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丙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后又“祠于谦‘忠节’”（注：《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中册，第882页，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于谦被尊称为“于忠肃公”（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孙一珍校点的《于少保萃忠全传》，书首页有于谦画像一幅，像下题“于肃公像”。于谦死后，弘治二年谥“肃愍”，万历十七年改谥“忠肃”。所以，于谦画像下题“于忠肃公像”为是，而题“于肃公像”为错。）。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经过大苦大悲，大劫大难，成就大义大仁，大智大贤，受到百姓敬仰，万民颂传，载诸历史典籍，千古不朽。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等都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粉身碎骨的三种境界，最后升华为第四种境界--留下清白在人间，完善人格，史册永垂，为中华文明，为人类正义，增加新的财富，增添新的光彩。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他留给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即：其品清介，清励忠介；其性清鲠，清素骨鲠；其官清廉，清正公廉；其人清白，清芬洁白。于谦像一颗明星从天庭中陨落，划破黑夜的长空，给人间带来光明。于谦之死，程敏政曰：“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注：《于忠肃集补遗》，《李卓吾评于节闇集》，“补遗卷”，叶一八，明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有人称此话为公论，愚实以为不然。应当说，于谦以伟功取奇祸，死于英宗之意。在帝制时代，君为主，臣为客。黄宗羲历明清甲乙之际，睹君主专制腐败，因之痛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在君主专制时代，柄臣、言官、法吏、阉宦，都是皇帝的奴才和鹰犬。有了主子的隐示，他们便幸于迎合，钟于忌贤，趋炎阿鄙，乘时邀利。应当说，于谦之冤死，主于英宗之心，出于佞臣之谋，行于群小之诬，裁于污吏之手。真乃“此一腔血，竟洒何地！”（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三，第2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冤死西市，苍天悲泣。黄宗羲曾言：“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呼？曰：否！”然而，对于谦不能做超越时代的苛求。
    于谦生命历程的四种境界，是其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于谦之死，不仅是于忠肃公的个人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悲剧。于谦以陨星的悲鸣，给予世界这个烛笼--虽去一条骨，却增一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