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之为官、为人，恤民公廉，品行高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第1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正如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中所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于谦之所以能居官公廉，是缘于他“不辞辛苦出山林”，走出书斋，踏上仕途，便立下《咏煤炭》中的官箴偈言：“但愿苍生俱饱暖”。他一生清素，廉洁方正，“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注：张瀚：《松窗梦语》卷七，第129至13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籍没之时，家无余赀。他步入仕途，众醉独醒，官场生涯，险象环生。廿年官宦，洁不同污，烈火焚烧，视若等闲。一个做官人，不经烈火焚烧其身，不能成为公廉清官。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不经过烈火焚烧，不经受三灾八难，不能战胜群魔，也就不能成佛。
    于谦成为清官，百姓景仰，建祠祀之，标明他将承担大任，生命升华到一种新的境界。
    三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登上历史舞台之巅前，都要经过一番艰苦淬炼，方能锋利坚刚，淬砺成为人杰。于谦官尚书，彻悟--“粉身碎骨全不怕”，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三种境界。
    于谦临大事，决大议，毅然果断，莫可夺志。他生命中的最大烤炼是遇上“两变”--“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后节论述）。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额森）崛兴，其权力所控，西迄阿尔泰山，东达鸭绿江边，成为全蒙古的大汗。也先骄横，屡犯塞北。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他率骑大举南犯，兵至大同。瓦剌兵所过之处，剽掠人畜，“草房焚烧，人迹萧疏，十室九空”（注：于谦：《兵部为备边保民事疏》，《忠肃集》卷一，第15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时明朝已走过洪武、永乐、洪熙、宣德的兴盛期。但明英宗年轻气盛，在有着“父亲、母亲、老师、朋友、保姆”五重身份的太监王振怂恿下，不察敌情，毫无准备，率50万大军，御架亲征。师至土木，全军覆没（注：陈学霖教授《李贤与“土木之变”史料》考证：“李贤以御史扈从，在大军起行不数日，已察觉形势不利，大难临头，曾与三数同僚谋议，雇用一武士捽杀主谋宦官王振，然后班师回朝。此计虽未实现，但深具意义，对整个事件极为重要，宜为史官大书于篇。不过，近人对此事的认识却为夏燮《明通鉴》贻误，因为夏氏误书其主谋为吏部尚书曹鼐，张冠李戴，湮没李贤的功劳，影响后人视听。”上文揭载于《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香港。）。明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败兵裸袒，争竞奔逸，“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第474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朝鲜李朝世宗李裪也认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注：《李朝世宗实录》卷一二六，三十一年十月乙丑，黎明社印，1960年，东京。）。败报传京，举朝大震。留守京师的兵部侍郎于谦，面临社稷兴亡、民族盛衰之际，显出大智大勇、英雄壮色。于谦在历史转折关头，“得失纷纷随梦蝶，公私扰扰付蛙鸣”（注：于谦：《连日灯花鹊噪漫成》，《忠肃集》卷十一，叶四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不计得失，不顾安危，大义凛然，勇担重任，内总机宜，外修兵政，“保固京师，奠安社稷”（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四，第45页，中华书局，1985年。）。
    第一，斥迁都，惩阉奴。英宗被俘，国中无主，君出虏入，朝野惶惧。在廷议战守之策时，“群臣聚哭于朝”，人心惶惶，明祚危危。侍讲徐珵言：“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注：《明史·徐有贞传》卷一七一，第456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于谦恸哭（注：郑晓：《吾学编》卷六九，第3叶，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斥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迁乎”（注：《明史·于谦传》卷一七0，第454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众是其言，守议乃定。在朝堂之上，廷臣议请族诛王振，振党马顺抗辩，相互击打，朝班大乱。王疑惧，欲避退，大臣亦多敛避。时“谦坚立不动，掖王且留，请降旨宣谕顺罪应死”（注：《嘉靖浙江通志》卷四六，叶二八，明嘉靖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于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众官激情渐稳定（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戊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于谦袍袖，为之尽裂。以上两事，见其胆识，时于谦仅为贰卿。明大学士叶向高评论道：“当其时，举朝仓皇，莫知为计。至倡南迁之议，而忠肃公以一贰卿，奋然当祸变之冲，独任天下之重，力排邪说，尊主重皇”（注：叶向高：《于忠肃公集·序》，《于忠肃公集》卷首，明万历年间刻本，收入武林往哲遗著丛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国体弥尊，辰枢再奠。
    第二，立新君，主战守。英宗被俘，社稷危难。“上北狩，廷臣间主和，谦辄曰：‘社稷为重，君为轻’”（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第45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北京。）。于谦等拥立郕王即位，是为景泰帝。于谦为兵部尚书（注：李贽：《太傅于忠肃公》，《续藏书·经济名臣》，卷十五，第307页，中华书局，1959年。），主持京师防守大计。他精心备战：分派官将，严守九门；缮备器械，简兵补卒；支出仓粮，坚壁清野（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六载：“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顾不惜耶！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矣。”）。他提督各营军马，列阵九门外，抵挡瓦剌也先来兵。他移檄切责主和者，由是“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注：《明史·于谦传》卷一七0，第454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他申约束、严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注：《明史·于谦传》卷一七0，第454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军纪为之肃然，军威为之大振。
    第三，督军民，卫京师。十月，也先率军，拥载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于谦“躬擐甲胄，率先士卒，以死自誓，泣谕三军”（注：《万历杭州府志》卷七七，叶二，明万历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官兵皆受感奋，勇气百倍，矢志“捐躯效死，以报国恩”（注：于谦：《兵部为边务事疏》，《忠肃集》，卷二，叶三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于谦提督各营军马，镇于九门，奋力御守。明军在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先后分别击败瓦剌军。也先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中炮死。也先又移军京师北土城，“居民皆升屋，以砖瓦掷之”（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号呼击寇，哗声动天。军民合力，奋勇打拚，激战数日，击退瓦剌，取得保卫京师的胜利。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间，败瓦剌军于万全，并加强了居庸、大同、宣府的御守。也先兵攻不胜，用间不逞，始有送还英宗之意。
    第四，迎英宗，设京营。是否迎回英宗，于谦处境两难：朝臣意见不一，景泰帝亦不悦。于谦从大局着眼，劝景泰帝奉迎太上皇。景泰帝勉强言曰：“从汝，从汝”（注：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0，第5页，上海进步书局，1936年。）！《明史》本传载：上皇归，“谦力也！”这是对当时舆论界认为于谦反对迎归英宗的辩驳。朱祁镇回京，被安置于南宫（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英宗“先以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车驾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还京。凡蒙尘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宫者七年，以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复辟登极，至天顺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晏驾，前后不差一日。”见同书第1卷，第21页，中华书局，1959年。）。“一时君臣自信，旧君决无反正之理”，但是，“嫌积衅开，恨深仇巨”（注：周复俊：《泾川诗文集》卷六，叶五六，明万历二十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易位之变，埋下祸根。于谦为加强皇都卫戍，改革京营旧体制，设立团营之制。先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后，逐渐健全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肄营阵）、三千营（肄巡哨）、神机营（肄火器）。但土木之败，京军败没几尽。于谦认为传统军制弊病在于：三大营各为教令，不相统一，临期各地调拨，兵将互不相识。这种军队，不能适应新形势御敌之需。他整顿军伍，严肃军纪（注：于谦：《兵部为整点军伍疏》、《兵部为禁约操军疏》，《忠肃集》卷五，叶四一，卷六，叶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加强卫戍，奏设京营。于谦奏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注：《明史·兵志一》卷八九，第217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其意义在于：一是统一指挥，二是选拔精萃，三是严密组织，四是分明责任，五是兵将相习，六是严明号令。京营之制，由此一变。《明史·兵志》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但是，英宗复辟，于谦死，团营罢。后复之，旋又罢。尔后，京营腐败，武备废弛，军“官多世胄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临阵时，“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注：《明史·兵志一》卷八九，第217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京营军制的腐败，后来在嘉靖庚戌之役和崇祯己巳之役，先败于蒙古军，后败于满洲军，就是两个例证。
    于谦保卫京师的历史意义，查继佐将其比做朱棣的靖难之役：“而谦之再造，更光于靖难”（注：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一上，第136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论偏隘。前者仅囿于帝统血胤的承续，后者则干系民族文化的盛衰。袁裘则论曰：“于公以一书生，砥砺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观其分守九门，移营城外（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十月丙辰载：“敕有盔甲军士但不出城者斩。是时有盔甲者仅十之一云。”），坚壁清野，三鼓士气，空房设伏，诱败敌骑（注：《康熙钱塘县志》卷十八，叶四，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而丧君有君，庙算无失，专意战守，罢诎和议，计擒喜宁，芟除祸本。故能返皇舆于绝漠，正帝座于黄屋。谋国之善，古未闻也”（注：谈迁：《国榷》卷三二，第2024页，中华书局，1958年。）。同上评论，轨出一辙，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揭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于谦率领中原军民，抗击瓦剌也先南犯，其历史意义在于：不仅是维护大明社稷、保卫皇都北京，而且是捍卫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文化侵扰。于谦保卫京师之业绩，实践了其文山像赞辞：“衣间别有文山句，千载令人拭泪看”（注：于谦：《和何知州交趾死节韵》，《忠肃集》卷二，叶三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台北。）。一介书生，一个官员，不经粉身碎骨锤炼，焉能成为英烈豪杰。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不经过大悲大劫，不身历大苦大难，绝不能建树大功大业，盖不能成就千古英烈。
    于谦成为勋臣，国之栋梁，百姓景仰，但是，泰极否来，月盈则亏，他的生命又升入一种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