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识与辩证思想的体现
    在谈及陈垣、陈寅恪纠正朱彝尊关于杨妃入道之年考证之讹误时，齐先生指出：“旧日学者具通识者，大抵得力于朴素的辩证思想。”（15）作者强调应把多种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16）。可以说，用分析综合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史料，这一思想贯穿于《史料五讲》全书。
    例如在论述日记的史料价值时，作者写道：“日记确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但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这是无须赘言的。……使用日记这种私人史料时，要注意其诬妄之处，方不致为之所误。”（17）又如在作者论述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诸多优长之后，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缺陷和局限性”，即“（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以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3）回忆录不但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的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5）一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18）尽管作者指出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他仍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再如附录中论述写当代史的问题时，分别从“当代人写当代史”和“后代人写前代史”两个方面考察，指出了两种写史方式各自的利弊，并看到前者的特殊困难其实是后者的有利条件，进而指出：“两类史著应予并重，不可偏废”，“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都是需要的。二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19）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始终用分析综合的眼光看待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作者的通识和辩证思想。
    四、材料、文章不可“随意解释”
    齐世荣先生作为一位世界史研究学者，以87岁高龄暮年撰文，既是从事历史学研究数十年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学术界近年来研究风向和国际学术思潮的一个回应，彰显出他深切的学术关怀。
    《史料五讲》一书的撰写动因来源于多方面，首先是作者数十年历史学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齐世荣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问题，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评论：“他在深入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历史教育工作。他所总结的许多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后历史教学的普及与提高，对于人才培养，都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20）
    《史料五讲》的出版，实际上是齐世荣先生对学界一些史学现象的回应。第一，是对“随意解释材料”的批评，他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所谓“史学危机论”指出：“最近一段时期，不少同志认为史学发生了危机，主张研讨新问题，采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以获得生机。于是，出现了一批历史新著，还有一些虽不属于史学范畴但其内容是进行历史反思的，也与历史有关。这批著作中有些题目新颖，立意独特，颇能发人深思，但也有一些随意解释材料，甚至胡乱拼凑史实，用以证明自己的臆说。……总之，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新理论、什么样的新方法，第一步先得把材料搞准确，这是不可省略的打基础的工作。”（21）第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历史认识对象归结为‘文本’（text），说什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并认为‘文本’本身并无确定的含义，可以因人而异地做出各种解释，一切解释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种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根本错误的。”（22）齐世荣先生放眼国际学术思潮，指出不能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把一切文本解释为一种虚构，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二战中，德、日、意三国的签降书，“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成没有战败，甚至并无其事”（23）。齐世荣先生于2013年5月写下这篇简短的后记，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感和使命感。
    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言：“人们常说，看问题、看人要全面。说来容易，做到很难。”（24）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于通篇见器识，于细处见功力，为我们后学树立了正确对待史料、严肃对待史学工作的榜样。
    ①“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是齐世荣先生史料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此句在齐先生的论著中多次出现。见齐世荣：《史料五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6、218页。
    ②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6页。
    ③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5页。
    ④齐世荣：《史料五讲》，第215页。
    ⑤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9页。
    ⑥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5页。
    ⑦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