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与统而以“夷”称之的西方列强的冲突史不绝书，兹不一一赘述。咸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朱笔密谕惠亲王绵愉说：“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蠢兹逆夷，廿载于兹！”（注：《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六，咸丰十年七月乙卯。中华书局1987年版。） 可以看作清朝皇帝对鸦片战争至19世纪50年代末对“华夷”冲突中中国不可逆转的颓势的总括。此时距康熙“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的“逆料之言”不过150年， 这令咸丰无限感慨和颓丧。
    “中国”与“蠢夷”的对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建以后，至少在正式场合下，很快被“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或“与国”之类的对称取代了。（注：转折契机是同治十二年关于是否允许各国公使觐见的廷议，李鸿章提出：“泰西各国，见君向无跪拜之仪。本朝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各使不从中国礼节，良由习俗素殊。傥宽其小节，示以大度，似尚无捐朝廷体制。”他的意见，包括对西方国家的称呼为朝廷所接受。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清穆宗实录》卷三百五十，同治十二年三月丙午。） 正当此时，开始“脱亚入欧”的东方日本也加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阵营，并表现出对外侵略的更大的疯狂性和掠夺性。这很快就引起了清朝皇帝的警觉。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间，日本借口“琉球飘民”为台湾土著所杀，派兵船驶往台湾，并由琅嶠、柴城一带登陆，“查看牡丹社等处形势绘图，并声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妄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治特谕军机大臣：“生番地方，久隶中国版图，与台湾唇齿相依，各国觊觎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难保不意图侵占”（注：《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五，同治十三年四月丙戌。）。接着清廷又获悉“日本师船已与生番接仗”，遂谕军机大臣等：“日本并不遵约回兵，已与生番接仗，并拟即日移营进剿，其蓄谋寻隙，意图占踞，已可概见。”该谕旨特别强调：“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事关海疆安危大计，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后患！”（注：《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五，同治十三年四月丁酉。） 在同治君臣们看来，台外“生番”虽未向化，但其生息繁衍之地台湾久隶中国版图，不得谓为化外游民。外敌当前，凡生活在中国版图下的一切民族一切部族都是国家必须保护的中国人。
    迨至清末，中国统一又面临新的考验。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偕光绪仓皇出逃西安，立足未稳，即下诏自责，指示与各国谈判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注：《清德宗实录》卷四七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尔后，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于日本东京，宗旨首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注：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影印再版。）。“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明太祖朱元璋号召汉族民众推翻元朝统治提出的口号，（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而革命党人旧事重提，清朝统治者自然会感到前景堪忧。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统治岌岌可危，隆裕太后连续召集满蒙王公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清帝是否自动退位及相应的优待条件。当年十二月隆裕太后懿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方面谈判条件，该懿旨称：“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画”（注：《宣统政纪》卷七十，宣统三年十二月己酉。中华书局1987年版。）。必须指出，与满蒙上层统治者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还有，蕴蓄数千年、得来不易的中国统一大局会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当年十月十一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上层王公贵族在沙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随即宣布建立“大蒙古国”，（注：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15-21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提供了国家面临瓦解的现实例证。清廷在谕旨中也明确表示了对国家分裂的忧虑：“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注：《宣统政纪》卷六十五，宣统三年十月丁酉。） 当时内外矛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没有任何一件事体可以超越反映中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国家统一问题。所幸这一重大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