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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具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秦国与古罗马都是地形、土壤性质复杂的国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提出了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只不过《吕氏春秋》侧重种植业，而《农业志》则强调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举。 三、关于农时理论与系统 农业是典型的受自然规律制约和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作物是有生命的生物有机体，在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长期进化中，作物生长发育过程形成了显著的季节性、有序性和周期性。《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强调掌握农时的重要性，介绍了按照物候确定播种和收获时期的经验，以及对前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各自较系统的农时观。 《吕氏春秋》的《任地篇》指出：“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甲53）要求人们顺应天然之时而为土地生产之利。倡导勿违农时，“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蓄实”（甲67），关键在于把握作物适宜的播种期与收获期。并从正反方面论证遵守农时的好处和延误农时的坏处，“是以得时之禾”（甲90），种植庄稼要适当其时。“斩木不时，不折（时）必（而）穗（种）；稼就而不获，必遇天灾”（甲87）。提出伐木与种庄稼不按适宜的时候，庄稼熟了又不及时收获，都是有害的。“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民既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甲56-58）告诫人们安排农事必须根据时令，遵循四时变化和万物生长的规律，不能盲目行事。 《吕氏春秋》对物候规律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够从野生植物的生长现象判断相应的农时。《任地》篇提及“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甲52）。凡是草都有其发生和死匿的时节，在一年之中，可以视草的发生或死匿而定种稼和收获之时。“草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甲45-46）草到冬至时分就衰败了，其宿根到来年始发。菖草是浅水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冬至后五十七日开始生长，可以视为开始耕地之时。“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这三种十字花科的植物，至夏历四月之末即会枯死，而大麦于此时成熟。“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矣）。”（甲47）夏至，看到苦菜秀了，蒺藜生了，还是可以种麻和大豆的时节。“[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甲50）夏至之时，豨首生出，麦子已经黄熟了，这时要收麦子，还要赶紧播种其它晚庄稼，否则就来不及了。农时转瞬即逝，必须珍惜，及时进行农业生产与收获。 农时短暂宝贵，劳动力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吕氏春秋》奉劝统治者不夺农时，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甲54-55）耕作有术而又适时，才能有好的收成。对于不夺农时的措施，《上农》诸篇列举了一些原则： 首先，君主在农忙时节要停止土木工程，终止军事行动，“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农时不允许普通百姓行冠礼、娶妻、嫁女、享祀等事，杜绝酒醴宴会，“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甲11），以免妨碍农事。其次，禁止养庸代耕的行为，“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甲13-14），以保证必要的劳动力进行农事。再次，在农忙季节，通过发布严厉的法律、政令，禁止农民从事诸如商业等非农业经营活动，“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甲17）。上述措施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力资源的投入，争取农时。 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篇还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可贵思想，“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甲17-19），山中的树木不到规定之时不得砍伐；不得在规定时间之外在泽中割草烧灰；规定时间外禁止捕猎鸟兽；不得其时禁止到水域结网捕鱼等等。《审时》篇则专论对禾、黍、稻、麻、菽、麦等作物的得时与失时的情况，更加细致而直观地教育人们恪守农时。 加图在《农业志》中也十分重视农时、节气对农作物的影响，并对春、夏、秋、冬各季的农事安排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他在谈到春季如何掌握播种与育秧时机时说：“一奉献过并吃过祭品，就要开始春耕。要先耕最干燥的地方；最后再耕最肥沃、最潮湿的土地，只要它们还不曾变得坚硬起来。”（乙33）“如果有人问什么时候是栽植橄榄树的时期，我的回答是，干燥的田地在播种期，肥沃的田地在春季。”（乙37） 加图认为春耕开始前这段时间是修筑水利工程的最佳时节，这时兴修水利工程意味着能够合理分配和节省人力资源。春天土质松散，含水量适中，较宜垦殖。“春季，要在土地最为松软、叫做pulla，意为微黑，而在近处有水的地方播种。”最宜施山羊或绵羊粪作肥料，将土壤与粪料搀好，以增强土地的肥力。要薅除杂草和野草，并将土壤锄碎。要在苗床间作成小沟，以便存水与铲除苗床的草。播种的要领是：“苗床作成后，就象通常播种亚麻那样密播种子，用筛子将土壤筛到种子上，要筛出厚半指的土壤。要好好用木板，手或脚将土壤弄平。如果无雨以致土壤需水时，就慢慢放水到苗床里。如果你无从放水，就要将水提来，并慢慢浇到苗床里。需要给几次水，就添几次水。”（乙70）此外，还要注意勤于薅除杂草，勤浇水等。 育秧方面需要注意“要分开来栽种每种树秧。种柏树籽的地方，要翻地至两锹深。要当春初播种。要做成宽五足的畦垄，施细肥于其中。要除草，要将土块打碎，做成平坦的梢带凹形的畦垄。梨树和苹果树籽也以同样方法插种和遮盖。松子如不象大蒜那样种植，也以上述方式种植。”（乙32） 春、夏季节还是适宜接枝果树、嫁接葡萄、修剪橄榄、栽植橄榄树苗的时间。“春天，要做下列诸事。挖好沟渠，为苗圃和葡萄种植翻地，繁殖葡萄树，在肥沃和潮湿的地方种植榆树，无花果树，苹果树，橄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苹果树，梨树，葡萄树，应在午后、无南风、月朦胧时种植。”（乙29）随后对果树嫁接注意事项作了说明。“葡萄嫁接一是在春天，一是在葡萄开花的时候，头一个时候是最好的。梨树和苹果树嫁接在春天，在夏至五十天内和葡萄收获期。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嫁接在春天。”（乙29）“橄榄园要在春分前十五日开始修剪。要从这天起十五天内将它们修剪好。”（乙30）详细论述了葡萄嫁接与橄榄修剪的具体方法。 秋天是秋播、种植饲料、积肥、酿酒、收获橄榄和葡萄的季节。“要在休耕地上为橄榄，榆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挖坑”，在冬至时节栽植上述树种。如果地干，就在播种时期[14]栽植橄榄树，“而以前种的，这时要修剪幼枝，并锄松周围的土壤。”（乙22） 冬天则适宜从事运肥、伐树、锄耘谷地、除草等农事活动。“冬天夜晚要做这些活计：把你日前放在屋里的方柱圆柱，干后加以劈削，捆成小火把；运出肥料。”（乙26）“要为谷物锄地除草两次，清除野燕麦。”（乙27）加图还论述了如何利用阴、晴、雨、雪天气，组织好奴隶进行室内外劳动，以适应自然气候的变化，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作物生产是依赖于大自然的生产周期较长的社会产业。而一年四季的光、热、水等自然资源的状况是不同的，所以作物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季节的强烈影响。由于作物的季节性很强，生产上误了农时，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15]因此，《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强调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农业生产规律，珍惜农时和及时做好耕种收藏等农业活动，使作物的高效生长期与最佳环境条件同步。 四、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农业发展的保障。《吕氏春秋》与《农业志》中均包含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管理思想。 《辩土》篇是从土壤耕作技术方面论证耕作原则的。“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主要是谈深耕的作用。关于耕地顺序，根据土质差异而耕作时间不同。“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饱）者（挺）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汗。”（甲61-62）以干湿为标准，开始耕种刚强的垆土，随后再耕种柔软的靹土。以实现上田保墒、下田排水之效果。 中国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形成良种概念，《吕氏春秋》对良种选育的标准亦已出现。“使藁数节而茎坚”，“使穗大而坚均”，“使粟圆而薄糠”，“使米多沃而食之强”（甲32-33）。即通过综合的农业措施使作物茎秆健壮，穗大饱满，籽粒出米率高，品质优良。这反映了“对作物优良品种的性状要求。这种要求已兼顾到作物的产量、质量等几个方面了。”[16]在覆土要求上，《辩土》篇指出“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甲73）要求覆土厚薄适度，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因为，“厚土则孽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甲83）覆土太厚，芽孽生不出来。 关于播种技术的发展，《吕氏春秋》提出要消灭“三盗”，即地窃、苗窃与草窃。《辨土》篇在谈及“地窃”时说，“夫四序参发，大酬小歆为青鱼胠，苗若直獵，地窃之也。”（甲64）沟大垄小，田畦如同鱼失水浅着在沙滩上的样子，生长的庄稼像兽颈上的鬃毛，皆因治畦畴不善所致，造成“地窃”。“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所种庄稼密密麻麻地没有行列，苗虽生出却不能好好生长，是因为耕植过密所致，是谓“苗窃”。“弗除则无，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甲65）种地无行，苗太疏了，杂草过盛，不清除则荒芜，清除会弄活苗根，即为“草窃”。“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甲66）。其次实行控制播种密度。《辩土》指出“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甲78）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合理密植的标准，同时也将合理密植的作用充分地说明了。”[17]在株行距上，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达到“正其行，通其风”（甲76）。行列得宜，不但有利于苗的成长，还可通轻和之风，改善农作物的通风透光条件，使农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获得高产丰收。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18] 园圃业是一种集约化的农业经济形式，而这种集约化在加图的经营中主要表现为精耕细作。加图提出要“很好地耕地”；应注意密植：“如果橄榄树秧良好，培育得法，又加以密植”（乙5），“橄榄要以二十五至三十足的株距进行种植。朝西和朝太阳的田地适于种橄榄，别的田地都不适宜。”（乙8）加图已经注意到为了使单位面积土地上增加播种量，可以采取适当缩小作物行距和株距来实现增加株数的效果。加图对果树栽培、插枝作了详尽的技术指导：“要及早开始修剪葡萄和树木。要使葡萄在畦沟中繁殖。要尽你所能，把葡萄枝引向上方。要这样剪树，使你留下的枝条有间隔，要剪得合适，不要留得过密。”（乙24）通过此法能保持较好的通风透光，加强顶端优势，使树体健壮，达到优质、稳产的目的。“栽种橄榄树，榆树，无花果树，苹果树，葡萄树，松树，柏树时，要很好地将它们连根带尽可能多的泥土取出，并周围加以捆扎，以便搬运……把它们放在坑内时，要用最好的土垫底，将土盖到根的底部，然后用脚踩好，再用夯和杵尽可能好地夯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粗于五指的树，要先剪去树梢然后栽种，要用粪涂切断面，用树叶捆扎起来。”（乙22）采用上述方法把果树的枝条插入土中，使之健康地生根成长。 作物生产系统是一个开放生态系统，在形成产品器官的同时，连年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矿质养分。随着作物产品的不断输出，原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不断减少，如不采取合理的措施，土壤肥力将逐年下降，作物生产的持续发展将难以维持。合理施肥是根据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的需求，由人工方法向作物生产系统补充物质及能量，增强作物对不良环境的抵抗能力，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和改良土壤，以不断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因此，施肥是作物生产的一项基本措施。加图注意到施肥的原则和要领。他说：“要加意积肥”（乙8），“给作物施的肥料。鸽粪要撒在牧场，或者园地，或者庄稼地中。要把山羊粪，绵羊粪、牛粪以及其它一切粪肥用心保存起来。要把油渣撒在或浇在树旁。围绕大树根，施肥一安福拉，小树根施肥一乌尔纳，各搀水一半。要先浅浅锄松周围的土壤”（乙26）；“要依以下方式施肥：将一半肥料运往种植饲料的田地，如果那里有橄榄树，要同时锄松树根周围的土壤和施肥，然后种植饲料。特别需要的时候，要将四分之一的肥料施在锄松树根周围土壤的橄榄树周围，并用土将肥料覆盖。另四分之一的肥料留给牧场。”（乙22-23）并且留意到一些作物有利于增强农地的肥力，“肥地的作物：羽扇豆，蚕豆，野豌豆。用以制造肥料的东西：蒿草，羽扇豆，麦秸，蚕豆秸，麦糠，冬青叶，橡树叶。”（乙26）将豆科植物选作肥料，是因为与豆科绿肥共生的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游离氮素，丰富土壤中的氮素营养。 播种是按计划密度将种子播人一定深度的土壤中，并加以覆土镇压。[19]“现在回来谈谈播种问题。凡最寒最潮湿的地方，要首先播种。在最温暖的地方，应最后播种。切忌耕种仅地皮湿而实干旱的土地。”（乙25）因为播种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是作物正常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基础环节。整个播种技术包括种子的选择、种子处理、播种方式、播种期、播种量的确定等。 根据现代科学统计：在作物收获前，由病、虫、草害造成的作物产量损失平均为15％-20％，水果、蔬菜和油料作物则往往达25％。[20]想必病、虫、草害对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的农业也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加图在《农业志》中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不要让麦虫和老鼠啮食小麦。要将油渣做成浆状，加少许谷壳，彻底浸软，彻底搅碎，以此粘稠浆状物涂抹整个谷仓。然后在全部涂泥的地方撒上橄榄油渣。油渣一千透，就将变凉了的小麦装入其中，麦虫即不会为害。”（乙47）“不要让葡萄园中有葡萄虫，要贮藏橄榄油渣，弄得干干净净后，倒入铜锅内两康吉乌斯。用微火煮熬，用筷子不断搅和，直至象蜂蜜那样浓稠。……象粘胶那样浓稠了，就要使之冷却。将它涂在葡萄藤周围和大枝下面，葡萄树就不生虫了。”（乙48） 总之，《吕氏春秋》四篇与《农业志》分别总结了中、西方许多有价值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就充分发挥农作物的生产优势，解决各类作物争地、争光、争水、争肥、争季节与劳动力的矛盾；复种与轮连作的合理安排；充分发挥作物的生产潜力，提高生产效益；恢复、保持和提高地力，维持农田生态平衡，促进作物生产向持续高产、优质和高效发展；促进林、牧、渔、副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21] 五、结语 作为中、西方现存较早的农史文献，《吕氏春秋》四篇与《农业志》集中记载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分别探讨了各自国度传统农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是生物有机体，植物与动物的生长发育状态伴随着天象与气象在不同月份的更替而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农谚说：“天变于上，物应于下。”因此把握农时至关重要。《吕氏春秋》四篇认识到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是农作物“生、长、收、藏”的根据，制定出人们根据季节的更替，物候的表征“季节节律”来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的措施，做到不违农时。《农业志》提出在春季，要播种、耕田，栽培植物；夏季适宜接枝果树、嫁接葡萄、修剪橄榄、栽植橄榄树苗；秋季是秋播、种植饲料、积肥、酿酒、收获橄榄和葡萄的季节；冬季则适宜从事运肥、伐树、锄耘谷地、除草等农事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还观察到生物与天象、气象之间的整体联系，掌握野草等生物随着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生态学演替的规律，从而给人们提供了根据物候表征来掌握天时变化和从事各种农事活动的可能，这是中国古代农业天文学发达的佐证。 第二，《吕氏春秋》与《农业志》对于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也给以高度的重视。保护土地资源是保护农业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土地的使用价值，使之能够为人类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土地资源的根本出发点。两书均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土壤的不同性质以及地势高低、土地距水源远近等差异，分别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此外，还倡导用地与养地要相结合，从土壤肥力的角度上看，用地是基础，养地是手段，用地和养地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从农业增产的角度上看，用地和养地都是增产的重要手段。形成用地和养地的良性循环，可以持续保持土壤肥力，以便永续利用。[22] 第三，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作物轮作制度的国家。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开始了作物轮作。《吕氏春秋》已经初现作物循环、耕作循环和用养循环理论。《任地》篇中所说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甲37），就是谷子和麦子的轮作，这属于作物循环。《任地》还提出了“上田弃歆，下田弃酬”的耕作原则。即在实行垄作的条件下，采用高田旱地，放弃垄台不种而种垄沟；低田湿地，放弃垄沟不种而种垄台的办法，来“平地势以免旱涝”。因为，在垄作的条件下，高田旱地，只有采用降低播种部位，“种垄沟”的办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壤的深层贮水，保墒防旱。低田湿地，只有采用台高播种部位，“种垄台”的方法，才能防止水渍。[23]“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耜）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甲43）则强调通过生物的、物理的措施，加强养地，实现用地和养地的循环。 在畜牧养殖业及园圃业方面，古罗马优于秦国。这种状况与我国古代的“主谷制”农作制度有关。自殷周以降，“主谷制”农作制便成为我国历代农业的主要制度。主谷制农作制有其两重性：一方面，主谷式农作制在充分利用地力和光能，即累积能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单位时间内和单位面积上能够生产较多的植物产品，保证人们基本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主谷制农作制缺乏稳固的饲料基地，畜牧业与园圃业不发达，动物产品少，优质肥料少，食品种类单调，这是缺陷因素。 动物是农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的实质，就是人类利用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将太阳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有机化学潜能，而“动物生产，实质上是植物产品的再加工，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把营养价值比较低的植物产品和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大量有机物转变为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畜禽产品”，[24]动物“能通过它本身的劳动而使土壤更加肥沃”。[25]动物生产能把转化过程剩余部分变为优质肥料，促进了营养物质和能量向土壤转移，为植物再次利用创造条件。通过饲养动物，生产乳、肉、蛋、毛皮与其它副产品，可以丰富人类的食物来源与品种，促进人类体质机能的增长，因此动物有着食用、药用和衣用的重要价值。古罗马在农业上追逐利润的作法，客观上无意识地遵循了物能循环理论，使得农业生产部门在两个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平衡。这一农业生产习惯既奠定了欧洲以后农业发展的方向，又奠定了欧洲人饮食习俗的基础。[26] 虽然《吕氏春秋》与《农业志》的农学思想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在颇大程度上限于农业实践指南的范围，对于农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农业的范围和分类，农业与畜牧业的关系等，没有给予回答，因而体系化和理论化不是很严密。尽管如此，二者的农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奠定各自时代的农学基础，指导后世的农事，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也使得《吕氏春秋》与《农业志》分别在中、西方农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l956年，第829页。 [2]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页。 [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4]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5]杨文钰：《农学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2页。 [6]夏纬瑛校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56年，第1、2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甲，仅夹注页码。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38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页。 [9] [古罗马]M.P.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序》，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乙，仅夹注页码。 [10]王阁森：《加图的农业思想和加图式庄园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1985年第6期。 [11]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12]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79页。 [13]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84页。 [14]注：科路美拉规定播种时期为“10月24日至冬至时”，瓦罗也提出了同样的时间，当为秋季。 [15]杨文钰：《农学概论》，第3页。 [16]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17]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127页。 [18]陈正奇：《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农业科学价值》，《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9]杨文钰：《农学概论》，第181页。 [20]杨文钰：《农学概论》，第7页。 [21]杨文钰：《农学概论》，第110页。 [22]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23]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第173页。 [24]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第475页。 [25]瓦罗：《论农业》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页。 [26]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李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