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大分流》的回应，拟分实证与理论两部分陆续展开。本文仅就研究理念与思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应《史林》之约刊载于此，目的是向诸位同仁征求意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密化的趋势。它作为学术深入与学科成熟的体现，是合理的，应该为之高兴。但我以为其中也不无隐忧。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在对“史学宏大叙事”疏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对理论淡漠的心理，并有可能导致对整体历史理解热情的消退。我对前此魏德曼发出的警戒颇有同感，史学“意义”的淡出，很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史学社会责任感的冷却，以及史学的淡出“社会”。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感谢彭慕兰的《大分流》，包括前此翻译出版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因为两书都强烈刺激着中国史学工作者，重燃起了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
    平允而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的失衡表现得相对不算典型。但，它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挑战：当“宏大叙事”已经扩展到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比较研究之时，我们在衡定和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需要继续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品位？
    假若《大分流》对我们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决不止只是对17－18世纪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经济的历史比较给出新的视角，或对明清江南经济给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评。正如一些国内学者多次向读者申论的那样，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理念的革新，即是对既有研究“理论范式”――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我个人认为用“震撼”一词或许更好些）。
    这种外来的震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如果回溯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生、发展的历程，就比较容易体会，冲击并非仅仅限于若干个具体评估数据或发展水平高低的分歧上，而是直接指向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研究的理论支撑。
    “全球化”的视野，在中国始于何时？目前仍在争论。但无疑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大约不会早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敦促它诞生的社会动因，就是在当时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发展历程的比较。在经济史尚处于襁褓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估，论战各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无一例外，都是从比照欧洲历史的角度去立论的。争论各方都接受了由欧洲输入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变革的方向，也离不开激进与保守对歭的欧洲历史背影。率直地说，我们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经济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眼光去考察、评估经济事实的，它们是“社会经济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很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虽没有明言，但主张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也是感觉得到的。《大分流》通过纵横捭阖的正反论证，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因为经济的发展总究是要依赖于地理环境、资源（特别是能源）、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经济发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赖于旧的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参与，以及新的组合能否摆脱旧有的危机陷阱（如人口、资源的发展瓶颈，或曰：“斯密动力”）。在这里，突破的机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兰19世纪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经济的历史大转折，煤资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作者看来，美洲的发现，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才是帮助西欧跳出“斯密动力”峡谷的关键之关键。因此，西欧的领先一步，与其说是必然的，毋宁说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而侥幸取胜。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大分流》要实践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向：经济史的分析，必须摆脱旧社会理论的束缚，给经济分析以独立的位置，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过去我们熟悉的理念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并决定了这种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限度。社会经济每次重大突破，必须依赖于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欧洲经济的领先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历史内在的“制度优越”先天性地决定了的。对这种史学范式的质疑，彭慕兰采用的是“证伪”的进路，为此他征引了许多与欧洲中心主义“定律”相悖的欧洲经济新史实、新解析，逐个否定了“必然”的根据，而将历史交给“偶然”去解开谜团，令我这样一个依赖于欧洲史旧教材理解欧洲的外行大开了眼界。
    那么，在中国史方面，是不是也存在这种“证伪”的实例呢？《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这里，我稍作补充，说明这方面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开发：
    每次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我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战国至秦汉间活跃的长途贸易，私人盐铁工业的雇佣规模，金融货币借贷的早慧，都是我们用东方“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概念所无法容纳的。更为惊异的是，像范蠡、白圭通过贸易操作，针对市场价格的季节波动和地区差价，以及旱涝丰歉周期，顿悟出了精明且高明的赢利秘诀，简直可以看作是对市场价值规律的成功实践。近20年来的阅读，使我多有感触，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假若隐去其名，用现代语体表达，简直可以冒充“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大叫其绝？！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别人不能领先染指的（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
    再进一步说，自秦汉以来，社会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君主制，宣称“以农为本”，但社会经济的整体态势，假若仅仅用“自给自足经济占绝对优势”甚至用封闭保守来形容，则与经济史实大相径庭。只要看秦汉政府已经向农民征收货币赋役，就间接透出一个重要信息：政府不但对物资全国性流通的管理与控制始终饶有兴趣，行政性城市的商品经济发达也不容否认（百万人规模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不可想象的），就是农民出售农产品以换取金属货币的乡村集市贸易一定也是相当的普遍（只是在战乱或割据的年代，货币交易才暂时有所萎缩），后者可惜不入古代史家法眼，几乎绝大多数都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复为后人所知。或许应该感谢印刷术的发明，宋以后有关乡村集市、城镇的史料逐渐多了起来，到明清地方志和私人笔记梓刻成风，方大引人注目，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它们起于宋明的判断，有史料存废的偶然因素在内，未必就能说明此前农村集市一定非常的稀罕。总之，与我们过去相信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不一样，在所谓“自给自足经济占优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家庭型农业经济大树的旁边，始终有活跃的城乡商品经济相陪衬。农民兼业工商，贩夫走村穿巷，富商巨贾活跃，也包括飘洋过海者，宋元开始，史载已不绝如缕，这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史家基于旧的社会进化理论，多认为：自秦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经历了兴起、发展、衰微，到明清必然地走向了没落；按照“发展”的逻辑，社会经济也必然地会与之同步盛衰，逐渐下滑，进入危机和崩溃期。因此，自宋以后，因专制主义的强化，明清经济衰落、停滞的论断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占绝对的上风，直到最近才受到强烈质疑。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明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宋代，而清代也仍然保持着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前进。这里，我稍要补充的是，与彭慕兰想像的不一样，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虽然无法与同期西欧伦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断言，它深陷“斯密动力”峡谷不得动弹；相反，19世纪60年代起，现代经济成份的成长和工、商、内外贸的发展速度都是前此千年不能比拟的，经济状况要比人们主观推定的远为好得多――尽管政治状况确实很不如人意。因此经济“长期停滞论”不仅不适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适用于近现代。在这种史实重新澄清和反拨的过程中，学者自然要反思：旧有的政治史分期在多大程度能取代或支配经济变迁的历史叙述呢？
    我的体会，《大分流》给我们示范的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当“社会理论”过分成熟以至显得臃肿虚浮之时，史学有必要消解这种过重的负担，通过事实的梳理，给出新的史学陈述。没有疑问，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因果关系的梳理始终是一道关键的整理工序。反过来，这些经归纳过滤产生的结论又构成为知识体系的内核――但应该看到，这种“整理”多半是以牺牲或筛洗掉不合其胃口的信息为代价的，历史信息量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而且，以社会递次进化或进步为标识的近代社会科学，从孔德起，就始终有熔铸世界历史于一炉，以锻造普适性的“发展定式”为终极追求的雄心。这种乌托邦式的努力，由于舍弃了历史多元发展的复杂性，还产生了类似边际效率递减那样的“信息悲剧”。
    然而，当我们获得冲破旧的理论樊篱的某种愉快感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欧洲社会科学所归纳的因果关系是否完全是虚假的，或者完全不适合用以分析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分流》用以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依然不离亚当？斯密以来的欧洲经济分析工具，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更为紧要的是，《大分流》对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外制度的分析，明显有搁置甚至虚化的倾向。这是我大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据我所知，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制度经济学派起而抗争纯经济学的学术变革，它们不仅用以解释欧洲史，也有说服力地解释了非欧洲地区的经济事实（如张五常的“租佃理论”）。能把这种由经济学内在理路产生的变革（即补其以前之不足，再往前走一步的变革），也用一顶“欧洲中心主义”的帽子盖死吗？
    是的，经济史的深入，说明原来的“制度”概念与事实之间有偏差，特别是关于“社会形态”许多死板的规定（最典型的就是斯大林的做法）像一层薄纸那样容易被捅破，但这些都构不成充足理由，认定“制度分析”必须进“历史博物馆”。笔者认为，更有意义的不单是破坏（“反驳”），也必须有所建设（新的“猜想”）。我们还是需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关联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作更深入的探究，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更需要往“海洋深处”去具体地探究“结构”――包括由各不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规则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影响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
    《大分流》对“欧洲中心义”主要是用证伪的方式来反驳的。同样，《大分流》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分析搁置起来的做法，在解释中国史方面也会遇到强烈的证伪。
    例如《大分流》只是着眼于明清，若往前看，学界早有人说“战国秦汉就已经有资本主义因素”（傅筑夫）。自战国以来的商品经济、市场贸易的早育或早熟，在经典性的社会科学教材里确实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中去找到合理的解释（战国时期的解释见拙著《中国历史通论》）。秦汉以后，有曲折，但长途贸易的发达，始终存在；宋的商业发达，早为国外学者瞩目（故日本称宋以后为“近世”）。要说中国历史的最大特殊，就是在公元前221就完成了幅员辽阔的领土一统，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体制度，从此政治是大国的一统政治，经济是大国的一统经济，许多经济现象都与“大国制度”和“大一统”有密切的关联。有两份史料很特殊，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一是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两位史家都曾用生动的笔调，逐个描述了东南西北中，各个物资、民生、风俗不同，经济发展参差不平衡的区域状况，合起来简直就是一幅“全国经济区域分布图”；与此同时，也未尝不可以把它看作是“全国市场分布及其形势图”。这种由行政统一创造的跨区域行政联系路线，在为各级政府上供或下发物资的同时，也就成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联系路线（因此商路往往与驿道同一；漕运促成了商机）。这是“中世纪”欧洲历史所难以想像的。明清江南特殊的棉丝贸易，正是借助这张全国商品交易的联络图，方能获得活泼泼的发展生机。因此把江南从“大中国”中孤立地“抽样”出来比较，不联系中国的整体制度环境，无论如何是有悖于中国历史实际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