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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掩饰自己对《大分流》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彭慕兰在将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时，并没有能完全放弃用欧洲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江南的习惯性思维。最明显的他叙述中国史，是把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只想证明17－18世纪江南尚未陷入“过密化”的数量计算上（在我看估计是偏高了，另文讨论），以便佐证英格兰不是先天地比江南优越；然而当他完成了对英格兰靠“空间的大转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创新解释后，他已经被“大分流”的预定命题束缚住，几乎不假思索地沿袭了欧洲中心主义一贯坚持的近代中国“停滞论”和“落后论”，向黄宗智的“过密化”假设投降，宣告“和好如初”（这一倾向在彭氏答辩黄氏的长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大分流》自身逻辑上说，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坚持19世纪江南陷入“过密化”泥潭，才能圆了“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的假设。然而，彭慕兰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为了自身逻辑论述的完整性，把中国江南经济用“19世纪”一刀横切成长短两截时，破坏的是中国江南自身发展延续性的内在脉络，因而他实际上放弃了他原来值得骄傲的论点：“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其中大部分是可行的……更认真的分析表明，并没有一条唯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也与他在《中文版序言》最后表达的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赞叹和期望不相呼应。因此，我曾在一篇短文里带点玩笑似地批评彭慕兰是“半截子革命家”。 生存的压力，始终是下至平民百姓（生活之源），上至国家政权（财政支持、社会稳定）所必须面对并予以适时解决的难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经济发展自在的，有时甚至与政权性质无涉的（亦即任何政权都不能不做的），永动而无法停下来的动因。假若说微观经济往往仰赖于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新开发而“豁然开朗”，那么宏观经济则更多地要靠空间流转宽度和深度的扩展而“海阔天空”。因此，我对《大分流》用“全球化视野”的大空间观解开西欧突破之谜，禁不住击节叫好――即便万事俱备，没有“进军美洲”开拓新的资源和产品市场（还有金银货币），就不可能产生由西欧领头经济“全球化”的精彩，犹如缺了东风，演不成“火烧赤壁”。然而，彭慕兰可能不了解，明清江南经济的独特发展及其发展所受到的限制，也只有在大空间里，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拘泥于斯密公式，斤斤计较明清江南一隅的人均产量、人均工时收入，很可能始终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有关该时段数据精确方面难以逾越的难度，容另文详说）。 17－18世纪江南经济优势区位的取得，靠的是丝、棉及其纺织制品向外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城乡兼业的家庭手工业经济模式，在市场上赢得了发展的先机，抢占了当时国内谁也无法与之相敌的市场最大的份额。当然，这种优势的获得决非是完全的偶然，细究起来有历史积淀（至少从宋开始的技术、经验、人口向南方转移的密集优势）、气候土壤、地理位置、技术进步、城镇培育、文化氛围、商业经纪、交通设施等等的前提条件，但假若缺乏了市场空间这一关键要素，只是就地产销、就地消费，江南先进的经济地位根本就无从谈起。 江南的丝、棉产品，有两个大市场圈。一个是全国性的市场圈，主要的消费对象有两类大户，一是全国各地官僚、地主、豪富乃至边远地区少数族的酋长、头领（故松江棉布销售点扩展至西北、塞外）的私人性家庭或家族消费，一是政府以定购、采购方式用以行政、军事（池田温、西岛定生就揭示过这方面的状况）、赏赐、朝贡的“财政性”集团消费。另一个就是海外市场圈，继《白银资本》后，《大分流》也关注这一类，唤醒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实梁方仲、全汉昇研究在前）。两者各占多少份额，在近代之前，很难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估算，但我还是相信，在“海通”之前的17－18世纪，前者的消费总额要大得多，后者受到极大的限制；其中政府财政性的集团消费和变形而来的官僚消费比例不容低估。评估国内市场的经济效果，必须看到一种欧洲史很难理解的特殊性，即江南重赋――政府、官僚高财政费用――巨额的集团消费、官僚消费――江南棉丝收益――江南重赋，这样一种特殊的产品货币间的循环回流，加上吏治的法外勒索，决定了江南小农家庭和工商业者投资能力的增长非常有限，生产者人均收入决没有《大分流》估计得那么高（这一点特别紧要，将另文详论）。此外，还有两方面的疑惑，《大分流》不曾注意到，也提出来供进一步思考： 17－18世纪当西欧市场对中国江南丝、棉产品需求正旺、依赖甚大的年代，中国何以不能直接掌握海外贸易的主动权，抢得经济发展的先机？假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乃至亚洲（菲律宾、日本）中间商，不说是“为别人烧香开庙会”，至少从利润收益最大化考量，明显是非常不上算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鼓励并支持船队直接经营至西欧的海外贸易，掌握主动权，然而从出超中赚取更多的“白银资本”（大家知道，江南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户；棉丝贸易收益的提高，肯定能改善政府年财政不断增长的危机），改善政府财政的同时也改善江南的技术条件，以谋跳跃式发展呢？记得布罗代尔在他的名著《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物质文明》中也曾感慨过：假若郑和的船队越过好望角，直奔大西洋，世界历史转折的枢纽――海洋霸权的手杖，不就操在中国人手中了吗？既然江南的发展水平以及可能陷于“斯密峡谷”的压力与英格兰相同，中国公私各方没有把握住“空间大转移”、向海外寻求“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机遇，是缺乏强烈的经济冲动，还是因为有制度缺陷方面的障碍？很明显，沿海走私商（海盗）的活跃说明民间并不缺乏经济的冲动；无论是从造船水平，还是远洋航海的种种技术要求来看，当时中国都居先进地位，恐怕也是不会有多大疑义的。近几年有关谁首先发现新大陆，国内外都有郑和先到达美洲的“新论”，沸沸扬扬，证据真假莫辨。但也可以追问：即便我们在国内也发现了明代远洋航海地图，上载有美洲的地名；即便是郑和，甚或不是郑和，而是中国走私海船率先到达了美洲，有人住了下来，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像英国那样的影响吗？因此《大分流》从一个角度是圆了彭慕兰的逻辑：英格兰靠了发现美洲的“偶然”赢得了领先世界的发展先机；但从另一角度拷问：这样的“偶然”为什么中国没有抓住？为什么中国非得在世界贸易中扮演被动、陪衬的角色呢？我认为，其中大有缘故，而这些也正是被《大分流》所忽略了的。 同理，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被迫向世界开放后，如果我们不再被旧的社会理论――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遮蔽的话，不难看到中国江南，而且也不限于江南，在开放的贸易中虽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无可怀疑，也因此获得了前此未有的发展经济机遇，外贸拉动了当地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球化经济空间中决不只是单纯受损的一方。很明显，茶、丝的出口额迅速上升。据海关方面统计，自开埠到1862年，上海出口总货值增长30余倍。1850年，在总出口商品中丝占52%、茶占46% ；到1858年，上海港年出口生丝货值较开埠初增长13.2倍；1860年，丝出口数量已经占总出口额的66%，茶下降为28%。[i]原先不从事蚕桑、生丝生产的县乡为外贸经济利益所吸引，陆续都把自己的粮食经济比例缩小，向外向型经济靠拢（新增者不仅有江南范围内的江阴、无锡、镇江等县乡，而且拓展到了浙东、浙南、苏北外围乡村）。棉花的命运不像生丝那样顺利，但旧有的研究过分夸大了西欧棉布输入的事实（实际前期几乎是不成功的），忽视了中国棉花输出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植棉区域的扩大。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江南原有的植棉生产区域仍在扩大（延伸到了浙东地区），华中、华北、西北的扩展更为明显，而华中地区的原棉主要是通过上海海关输出的。在向英美输出量减少后（印棉的竞争与美洲自身的发展），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中国原棉的最大输出国。即使在日本大量向中国输出棉纱的同时，也仍然大量从中国输入原棉，说明中国的原棉生产不仅没有低落过，而且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增长。如以上情况只是17－18世纪“江南模式”面与量的扩展，那么随着市场开放，中国人接受了“煤铁联合”的机械动力，不也在突破“斯密动力”吗？在世界市场产品竞争的压力下，与广大家庭纺织手工业扩展的同时，机器缫丝、纺纱、织布以及其它纺织制品的现代工厂数百成千地在江浙、广东、武汉等地诞生，赫然写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史”上（对此，杜询诚有系统的研究），历历在目。因此，仅从这一方面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说19世纪中期市场开放、现代化驱动后的中国，包括江南，其经济状况反倒陷入比17－18世纪更为困难的境地。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放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里考察中国的发展，其发展的限度或不足，也确实值得总结。这里我想举出中日之间的差距，因为这很能说明问题。17－18世纪与中国同处“亚洲贸易圈”的日本，其时国内丝棉生产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且依赖于中国技术的传播。然而，到19－20世纪之交，日本完成了由“移植”到“创新”的飞跃，在生丝、棉纱、棉布的出口方面都超过了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胜出。以美国市场为例，19世纪下半期中国丝在美国进口的生丝总额中还能占到50%的比例，但到1903－1913年，日丝已经上升到65%，华丝则降低到22%；到1931年，日丝竟高占82.9%，华丝更下落到11.7%。棉花方面的情况更是令人一唱三叹。一方面，日本在进口印棉、美棉的同时，仍大量进口中国原棉。1912年，中国对外输出的原棉总额中75%是出口到日本的，占当年中国输日商品总金额的21%。1918年，在中国向各国输出商品中占第三位的原棉出口中，80%是输出到日本的，占中国输日商品的第一位（这是历年中最高的数据）。另一方面，日本输入到中国的棉纱、棉布的数量却逐年在增加。1905-1913年之间，日本输华棉纱量以年平均6.47% 的速度增长，棉布输华金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则达到26.33%。[ii]其中日本输入中国的棉纱，一部分是由印棉加工转运过来，一部分正是由中国原棉经加工后回流的。另外，《马关条约》后，日本获得了在华开设纱厂、纺织厂的权利，利用中国廉价原棉、劳动力生产的棉纱、棉布，挤走了中国棉布在欧美、特别是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以上事例说明，若论所谓人口、资源关系紧张造成的“斯密峡谷”，日本比中国江南的严重性不知要高出多少。世界市场机会的获得，中日在时间上也差不多同期。然而在利用世界市场机会，改组、改善生产要素和追求技术革新方面，日本比中国都要更主动、更灵活、更有效。日本的例子说明，西欧的突破固然是“偶然”（正确地说是具有一定的或然性的），但它成功的经验和条件是可以通过“信息”和“市场”传播的。“大分流”这一名词，我的感觉，它有表达不妥的“预定性”缺陷，即目的论的色彩。如果把它理解为一道打不破的欧亚屏障或鸿沟――在19－20世纪之交，日本不是靠许多因素（当然也包括战争与对中国的“条约”优势）在亚洲率先成功地实现了所谓“脱亚入欧”的变革吗？可见，机遇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当机遇到来后，也有利用得好、利用得不好的差别――这时关于经济发展的分析必须回到它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脉络中去寻求解释。日本的例子，不是很值得深刻反思中国的发展，在哪些方面、因何种原因，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并落后挨打呢？ 附带也说一下人口问题。从史料看，明清江南人口密度之高，是当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无不强烈感觉到的（我查看了明后期至清前期多任江南巡抚、地方大员数量不少的奏折，说明洪亮吉的“人口论”既非最早，更非绝唱。）。然而，人的生存能力，谋求改善生存的欲望，都超出书本的想像――江南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无疑地要高于其它人口密度低得多的地区，这是为什么？当然彭慕兰关于那时的人口数量还没有越过“临界点”也是一种解释，但多少显出了为招架而招架的那种被动（数据的获得与处理都有某种“预定论”色彩）。是的，晚清以来人口仍在继续在增长之中，但经济也在继续发展之中，没有理由认为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有所下降（这方面的实证，将另文再论），这又怎么解释？是不是说“临界点”原先估计得低了，还得提高标准？直到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然有促进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的势能，也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所证明。今天，中国的人口已经到了13亿，江南人口不知是明清时期的多少倍了，其它地区的人口还在挨挤到这里，情况又怎样呢？我注意到了彭慕兰在《中文版序言》里，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期待。虽然此时与彼时的经济状态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其中的前因后果，仍值得琢磨。我并不否认人口盲目增长有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甚至造成生存灾难的可能，但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例说明：相比于原有的理论，经济发展在消解“人口危机”方面可能有的创造能力，应对方法的多种多样，也包括不同的人生存标准的悬殊，对此我们的估计都是非常不足的。假若哪个人想站出来宣布一个数字，说这就是最后的“临界点”了，据我看，还得有敢冒被后来事实证伪的风险才行。 当我们完全沉浸于史实的海洋里，往往会产生一种感觉：生活本身要比概念丰富得多，事实要比理论更具有活跃的生命力。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没有概念作为演绎工具，即便是单纯的史料编纂也做不起来；没有理论的归纳与提升，何论历史学诠释的发展？因此，随着经济史研究纵深的发展，内部细节越来越具体地呈现，我们的困难，不仅仅有像《大分流》揭示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 先说理论偏颇的问题。学术前辈吴承明主张“史无定法”，我是深为敬服的。我的体会，这里至少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每一种理论或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前提和合理的边界，不是放诸什么场合都“普遍皆准”的，越过边界也可能变成谬误。计量统计比一般定性更准确是没有问题的，然而17－18世纪中国的GDP或人均收入，既缺乏足够可信的数据统计条件，仅以某些个别情况的数据大胆推算，就有些强自为之。类似的还的水稻、棉花、棉布平均产量、工作日计算与工作日报酬，就是江南这么一个“小”的范围，高低相差甚大，丰歉悬殊，其它相关环节与因素也多，“平均值计算”的条件具备吗？说给我家乡农民听，他们笑道：“城里人不懂，即使现在上报的数字也不准”。目下17－18世纪的经济史有动不动搞“大课题”计量统计的新风，又不加说明是“示意”，我以为不够谨慎。另外，《大分流》以为经济发展与生产者的人均收入提高一定是同步关联的，这多少也是太迷信原有理论的假设。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往往需要从多种侧面、从不同视角去反复考察，因此使用的理论也可以是多样灵活的，什么合理就用什么，不必死守一家一派，不应有门户之见，更不必矫枉而过正。“反欧洲中心主义”是学术变革的进步，但把不同于自己主张的理论统统加上这顶帽子，就不是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思，应该是不要唯欧洲是从，并非不要与欧洲论长比短。中西互动比较是必要的。这种比较，不只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各有千秋，随时而变罢了。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例如，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去比较，欧洲的某些制度（例如对工商和城市的政策）确比中国好――不论是17－18世纪之前还是之后――难道就可以用“欧洲中心主义”的理由弃之不顾了吗？这对帮助中国经济进步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的理论不足，既是针对过去有些理论对事实的说服力不强，也包含了有许多史实还需要用理论加以新的归纳。例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来用以支撑的理论概念，如雇佣劳动、资本、手工工场等，作为表识经济“超越”的时代界碑，大家已经感觉到有问题。雇佣劳动，战国秦汉就有；说有强制性，现代的雇佣劳动就一点也没有强制性了吗？美国现代史上的黑奴劳动，怎么说？更明显的，家庭手工业与现代经济的相容性，不仅为17－18世纪中英经济史所证明，也为19世纪以后的经济史所证明，它们同样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大家庭的一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起飞过程之中。到过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人都会有强烈的感觉：家庭小手工业，同样可以闹出大市场。当然这些都还是“小节”或枝节。我觉得，从整体看，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地包含有从“全球化”的世界里汲取各种自己所没有的新资源、改善自身结构的问题，同时这种发展又不得不回到自身经济发展的延续性上来。转型是变革，但所有的变革都必定是延续中的变革，新旧并用，桔变成枳，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在对经济史上一些现象评价时，用“进步”、“落后”来盖棺论定，或许会犯“无辜杀戮”的罪名？甚至用哪个年代来个“刀切豆腐两面光”，可能多少有点弄巧成拙的味道，用老子的说法，叫做“破坏自然”。当然上面的一些反问都是消极性的，那么积极的解释方案应该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创新。 本文只是因受《大分流》的启发，提出一些问题供讨论。我觉得，在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史确实有发展创新的很大空间。此时，既要充分关注和尊重世界学术的新潮，但也没有必要率意切断自己的学术传统，包括“政治经济学”的色彩。我们有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济史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并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而不是疏离现实），依靠理论与实证的双重推进，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经济史有能力应对世界学术界的挑战，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i] 详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 版，以及《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ii] 娄向哲所著《民初中国对日贸易》，对这一问题有详尽的讨论，包括技术细节和社会原因的分析，很有见地，特此推荐。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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