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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１０月２２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１０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5页。】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注：Docdumemt44.Wibbur】。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注：《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１１月１６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１１月１９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注：《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第59页。】２２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２６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１２月５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变为泡影【注：《革命军日报》，1926年12月1日。】。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注：《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1926年11月9日。】。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注：《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12月4日。】直到次年１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注：《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先辑》第115页。】。 鲍罗廷等一行于１２月２日到达南昌。６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1927年初。】。７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１。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２。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后12月6日。】。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后12月7日，参见《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第58页。】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注：《民国十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12月20日。】。 １２月１０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１３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注：《复武汉各界团体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２０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１１月２４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注：《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１２月６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后1月24日。】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１２月３１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３月１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注：《各界欢送政府北迁盛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注：《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文稿《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４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７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１３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５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１月６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注：陈公博：《苦笑录》（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第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７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１１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注：《鲍顾问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稿抄录》，1927年1月（上）。】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注：《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记录》。】１０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２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ＣＰ，欺压ＣＰ，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注：《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１月１５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注：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注：《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浚、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浚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注：《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１月１８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１月２１日、２２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注：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台北1981年6月30日出版。】【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１７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9日。】。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２月５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１３００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29日。】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２月４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2月5日。】。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８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２月９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影。２０日，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２１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１。结束联席会议；２。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３。中央执行委员会３月１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注：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２月２２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