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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6月。】２月９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５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注：《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26年2月10日，《蒋介石收电稿抄录》，另参见《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第4期第25页。】。２月１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注：希俨：《时局进民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１３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１５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３０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１。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２。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３。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４。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５。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６。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７。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第73页。】。他于２月１９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注：《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２月２２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２１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召开二届三中全会。２３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次日，武汉三镇１５０００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注：《武阳百夏党员大会庆祝示威大会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２０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２月５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２人，携带２６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２月１９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２月２７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２８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注：《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３月７日。 ３月３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注：谢宣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46-48页。】。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６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注：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５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５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注：《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鄂》，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３月１２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注：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第107页。台北版。】。 ３月７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谭延闿称，蒋介石、朱培德１１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3页。】。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4页。】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党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6页。】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１１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8页。】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3页。】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形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为了圆场，会议采纳徐谦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注：《陈铭枢告四军、十一军将士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６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兼补充革命学识”【注：《陈铭枢留别邓演达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同日，邓演达、唐生智召集十一军官兵谈话，均表示“绝对服从党”【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47页。】。 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6页。】。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内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凌驾于全党之上。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56页。】。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09页。】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４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页。】。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16—317页。】。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其中７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４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事宜；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注：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页。】。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06页。】。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30页。】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由大会宣言，“令农民放胆去做”【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45页。】。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１０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２５％、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28—330页。】。《对全国农民宣言》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08—311页。】。《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毛泽东９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此外，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１５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339页。】。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右派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中央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的权位则大大提高。 ３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１９２６年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从新右派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其意义重大。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还在迁都之争初期，鲍罗廷曾对李宗仁说：“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他曾试图动员李宗仁取蒋自代，遭到拒绝【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4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３月下旬，武汉政府又曾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再遭拒绝【注：参见拙作《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日本《东方学报》第59册。】。４月５日，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但是，已经没有实际效用。一周之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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