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水经·氵累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三，页21a。
    [43] 赵一清《水经注释》（台北，华文书局，1970，影印乾隆甲寅赵氏小山堂刊本）卷一三，页779。
    [44]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60～61。
    [45] 方回《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条，页245。姚鼐《惜抱轩文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排印《惜抱轩全集》本）卷二《项羽王九郡考》，页19～2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六，页99。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一《项羽九郡》，页1～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附篇第二章第二节《项羽西楚国封域》，页255～257。
    [46]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2。
    [47] 王舟瑶《默盫集》（上海，国光书局，1913，线装铅印本）卷二《辨丹阳丹杨》，页12b～13b。
    [48] 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北京，中国书店，1990，影印清光绪三十年刻本）卷三，页46。
    [49] 《续汉书·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四，页3486。
    [50]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页3268。
    [51]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五《州郡志》一，页1029。
    [52] 见清武英殿刊本《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并上海书店，1986，影印《二十五史》本）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列刘敞《汉书标注》，页153。又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三九引述刘敞同书，页784。
    [5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页149。
    [54] 清人洪亮吉、毛岳生即持这样的看法。毛说见《休复居文集》（1936年宝山滕氏影印嘉定黄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
    [55]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
    [56]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页2329。
    [57] 杨宽《战国史》附录一《战国郡表》，页538。
    [58] 《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页2651～2652。
    [5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57；又卷五四《曹相国世家》，页2023。
    [60] 全祖望《经史问答》（清乾隆万氏原刻本）卷一○，页1。
    [6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57。
    [62]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页2023。
    [63]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页769～770。
    [64] 别详拙稿《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刊《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页136～154。
    [65] 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51～252。
    [66] 《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四，页1a。
    [6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3。案“廿有六年”，原作“二十有六年”，此据宋人洪迈所见摹本改，说详下文第三节有关内史部分论述。另外，大量秦代制作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亦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见孙慰祖、徐谷甫编着《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页4～14；又周绍良、李零编着《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272～278，页301～302。
    [6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69]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并张守节《正义》，页3268。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江南、豫章、长沙”，将此三地视为并列的地名，而唐人张守节则认为此处应当读作“江南豫章、长沙二郡”。参据下引周振鹤《释江南》一文，知应依从张守节的看法。
    [70] 参据周振鹤《释江南》，见作者文集《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页324～334。
    [7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72]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51。案蒙文通以为此楚威王应为怀王之讹误，应是。说详所着《越史丛考》（成都，巴蜀书社，1993，《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本）第四节《越人迁徙考》，页327～337。
    [73] 《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页2394。
    [74] 《越绝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页18。
    [75] 《淮南子·人间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八，页1289～1290。
    [76]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页1952。
    [77]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谈孝廉书》，页74。
    [78] 参见赵翼《陔馀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二六“假守”条，页546～547。
    [79] 钱穆承用颜师古之说，认为此“守丞”意为郡守之丞而与县令之丞相区别，义亦通。
    [80]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索隐》，页1953。
    [81] 《汉书》卷三一《陈胜传》之颜师古注，页1787～1788。
    [82]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索隐》，页1953。
    [83]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页255。
    [84] 《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胡三省注，页255。
    [85] 马世之《秦置陈郡质疑》，刊《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130。
    [86] 《汉书》卷三一《陈胜传》之颜师古注，页1787～1788。
    [87]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42。
    [88] 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页257，页259，页266，页269，页272～331。
    [89]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5～1636
    [90]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三章《淮阳国沿革》，页41～45。
    [91]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49。
    [92]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7。
    [93] 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之《郡县志》下，页643～644。
    [9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95]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页25～26。案黑夫书信木牍原文为“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睡虎地秦墓同时出土另有黑夫兄弟惊一信件木牍，信中提到“惊居反城中”。黄盛璋、田余庆与马非百看法相近，均以为此“反城”即陈邑（黄、田二氏俱认为“郢陈”当连读，指楚之都城陈邑，所说或是，惟此处在郢、陈间点断亦通，不影响所要讨论的问题），亦称淮阳。这样的解释，似与“佐淮阳，攻反城”的说法不尽契合。昌平君反于淮南，淮阳郡在淮河北岸，黑夫“佐淮阳，攻反城”，即其所从属的军队，协助原驻守淮阳的秦军，由淮河北岸向南岸进攻。黄说见《云梦秦墓出土的两封家信与历史地理问题》，原刊《文物》1980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545～555。田说见《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原刊《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0～16。
    [96]《水经·颍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二，页32b～33a）记载，此淮阳郡治所陈邑，其“城南郭里又有一城，名曰淮阳城，子产所置也”。此淮阳城是否确为子产所筑，还可以进一步斟酌，不过这一记载表明，陈邑与“淮阳”之间的联系，由来甚久，秦人在此设郡而命名为“淮阳”，是很自然的事情。
    [97]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谈孝廉书》，页74。
    [98] 马非百《秦集史》之《郡县志》上，页594～595。
    [99] 见傅嘉仪编着《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附录二，页195。
    [100]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书齐鲁封泥集存后》，页927～929。
    [101] 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页66～67，页77。
    [102]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77。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冀州刺史图》，页26。
    [103]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原刊《历史地理》创刊号（1980），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页56～86。
    [104] 《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页2365。
    [105] 《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页2247。
    [10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2。
    [10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页232。
    [108]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赵、中山图》，页37～38。
    [109] 傅嘉仪编着《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页94。
    [110] 卫宏《汉官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90，排印《汉官六种》本）卷下，页48。
    [11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并《正义》引《括地志》，页232。
    [112]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并《索隐》，页754。
    [113]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正义》（页1832）引《括地志》这段释宜安地名语，馀皆与《秦始皇本纪·正义》相同，惟“常山稾城”作“恒州稾城”。
    [114] 《元和郡县志》卷一七河北道恒州，页477。
    [115]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九《燕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页1050～1052。
    [11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117] 《荀子·强国》，据王先谦《荀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一，页301～302。
    [11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4。
    [119]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2。
    [120] 案《荀子》文中前一处秦与韩国之间的常山，疑有舛误。因临虑此时似应属赵而常山亦不邻近其地。
    [121]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38。
    [122] 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页255。
    [123] 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北京，中国书店，1985，重印涵芬楼影印本）卷二（页41a），录有“赵郡太守章”一方，然而审其体式，似不类秦物而属典型汉印，姑书此备考。
    [124]案《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此句作“分天下之国以为三十六郡”，文义似稍胜于今本。
    [12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5～239。
    [126] 《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20。
    [12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6。
    [128] 方回《古今考》卷一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以见变法”条，页374～376。
    [12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辨》，页254。
    [13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与姚姬传书》，页633～634。
    [13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页258～260。下文引述钱氏观点，凡不注明者，均出此。
    [13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辨》，页253。
    [133]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93。《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盆子传》，页483。
    [134] 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一五“郡不言何属”条，页125～126；又同卷“建置从略”条，页127～12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郡考》，页534～542；又同卷《汉郡考》，页542～556。周振鹤《汉郡再考》，原刊《文史集林》第一辑（1995），此据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55～72；此外，周氏《西汉政区地理》各个部分的论述，也涉及到一些这类问题，请参看。
    [13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136]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一》，页251～25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谈阶平书》引述谈泰语，页630～631。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谈孝廉书》，页74。胡承珙《求是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影印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卷一《三十六郡考》，页226～227。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不过，也有少数学者，采信钱大昕的说法，其中较有代表性者为段玉裁、钱坫、马征麟、李慈铭。段说见所着《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邑部，页283；钱说见所着《新斠注地理志》，此据徐松《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首，页1023。马说见所纂《历史地理沿革图》（清同治十年金陵刻本）之《秦三十六郡图》，页20～31a。李说见所著《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史部正史类，页204～205。
    [13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谈阶平书》，页630～631。
    [138] 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
    [139]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
    [140] 顾颉刚《与谭其骧书》，刊谭其骧《长水集》上册《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页28。
    [141]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下册第五章第二节《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版图规模》，页22～23。
    [14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页241。
    [143] 《淮南子·地形训》并高诱注，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四，页334。案“言其在日之南”，“日”字前原有“乡”，乃涉下文增衍，此据何宁校订改。
    [14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0。
    [14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5。
    [146] 周振鹤《秦汉象郡新考》，原刊《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此据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29～54。
    [147] 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一一《谈天篇》，页168。
    [148] 承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青淼同学帮助计算，谨志此申谢。
    [149]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第五章《住宅》第一节《发展概况》，页119。
    [150] 《水经·温水注》引刘宋范泰《古今善言》，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六，页16b。案张重身份，《水经注》没有明确记载，《太平御览》卷三七八（页1744）引《东观汉记》，记作“日南计吏”。
    [151]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第八章《传统民居生成诸因素的探讨》，页551～552。
    [152] 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日南”条，页4。
    [15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谈阶平书》，页631。
    [15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再与谈阶平书》，页632。
    [155]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41。
    [156] 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
    [15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再与谈阶平书》引述清人谈泰语，页632。
    [15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159]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8。
    [160]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页3094）另有记载云，汉武帝时，伍被为淮南王刘安出谋划策，提到秦始皇“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案伍被此说，问题殊多，似不宜轻易采信。《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主父列传》（页2958）谓统率秦军“逾五岭，攻百越”者并非“尉佗”，乃是“尉屠睢”；况且不管“尉佗”，还是“尉屠睢”，似乎都没有资格担任浩浩五十万大军的统帅；秦军此次征行，应即王翦南征百越之役，自是由王翦统领其军者，下文将予具体论说。而“尉佗”直至秦末陈胜等起事之前，仅官南海县令，在陈胜起事后始“行南海尉事”，即代理南海郡尉，其在岭南“止王不来”，更迟至秦朝覆灭之后，（此别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67），亦无由向秦始皇上书，索求民女。唯即使信从此说，尉佗擅有越地，求取内地女人，亦自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岭南陆梁地之后。
    [161]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67。
    [162] 刘师培曾经谈到，所谓“与越杂处十三岁”，乃是因“汉得天下在高祖五年，上溯始皇三十三年，正合十三年之数”，不过刘氏接着却阐释说：“盖佗令龙川、并南海，均在此十三年中也。如谓十三年但指为民杂处，则二世元年佗已为令，距始皇二十六年尚不足十三年。”显然是把“与越杂处十三岁”，理解为赵佗一人之事，这与《史记》和钱大昕所说内地移民群体的本义明显不符，故所论终无以破钱氏之说。
    [16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与姚姬传书》，页633～634。
    [16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页239～240。
    [165] 《续汉书·郡国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3533。
    [166] 《续汉书·郡国志》一，页3385。
    [16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80）引述贾谊《过秦论》，谓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略而未提南海。不知司马彪是否受到贾谊的影响。
    [168] 如主“考据”《史记》、《汉书》相关史事的代表性人物全祖望，谓：“裴骃注《史记》，但主《续志》，不考《前志》。” 主寻绎《汉书·地理志》的代表性人物钱大昕，在《答洪稚存书》中云：“（裴）骃据始皇取陆梁地在三十三年，故不数南海三郡，而别求它郡以实之。”钱氏在《答谈阶平书》一文中又云：“裴骃之说，不知所本，恐是误会《始皇本纪》之文。”钱文分别见《潜研堂文集》卷三五，页638；又同卷，页631。即使是清朝学者中独自固持裴骃旧说的杨守敬，也说：“裴骃《集解》，除桂林等三郡，而以内史、鄣郡、黔中充之。”杨说见所编制《历代舆地图》之《赢秦郡县图》（清宣统元年刻本）序，页1a～3a。谭其骧沿承前此诸说而又进一步具体坐实裴骃用以“杂凑”之资料来源，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列举三十六郡名目，三十三郡与《汉志》相同，此外即采用了《续志》的黔中、鄣二郡，又把内史也算一郡凑足三十六郡，而不列见于《汉志》的南海、桂林、象三郡。”谭说见所撰《秦郡》，据《长水集续集》，页65。
    [169] 裴骃《史记集解序》，见《史记》卷末，页4。
    [170]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53。
    [171]案唐人许嵩在《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太祖纪》上（页2）的自注中，另外还提到一套三十六郡名单，许氏曰：“案《秦本纪》，渭南、河上、中山、颍川、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琊、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平原、云中、太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以上三十六郡也。”今案《史记·秦本纪》既无此三十六郡完整名单，又未散见有这三十六郡名目，疑许氏所据史料存有讹误，并不可信。与裴骃的名单相比，许嵩这套名单多出渭南、河上、中山、平原，而缺少黔中、长沙、九原、内史四郡。案渭南、河上、中山三郡，应即《史记·高祖本纪》（页369）所记汉高祖二年刘邦所置渭南、河上、中地三郡，“中地”讹作“中山”；而平原郡则应为九原郡的讹误，可见这两份名单实际有出入的只是《建康实录》的渭南、河上、中地（中山）与《史记集解》的黔中、长沙、内史。渭南、河上、中地三郡正属秦内史辖地，而这三郡为汉初所置，史有明文，故许嵩所说，实不可从。
    [172]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此据《长水集》上册，页14。
    [173] 案甄烈行年不详，唯《太平御览》引佚文载及刘宋“大明”年号，或据此视其为刘宋时人，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506。
    [174] 《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影印宋本）卷一一四潭州，页195。
    [175] 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刊《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页171～172。
    [176]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附篇第二章第二节《项羽西楚国封域》，页255～257。又《汉郡再考》附《秦一代郡数为四十八说》，原刊《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此据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页71～72。
    [17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洪稚存书》，页639。
    [178]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2。
    [179]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8。
    [180] 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
    [18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洪稚存书》，页639。
    [182] 《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页19。
    [183] 见清武英殿刊本《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3。
    [184]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2。
    [185] 《续汉书·郡国志》四梁刘昭注，页3486。
    [186]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刊本）卷一五《疆域志》一“地所属郡”项，页1522。案清代洪亮吉、吴增仅等补述三国郡县设置者，都没有提及此郡，这是由于《三国志》中对此没有记载。近年陈健梅撰《孙吴扬州废古鄣郡考》一文（刊《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页96），始注意到这一孙吴政区设置中的重要问题，惟其所论孙吴此郡郡名承用之秦郡名称，还受到《汉书·地理志》的束缚。孙吴分置故鄣郡，虽然不见于宋代以前文献记载，但《景定建康志》所记设郡过程和郡治、下辖县份，俱十分清晰明确，应是据有当地流传的可靠文献依据。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在宣州宁国县下（卷一○三，页6a），也提到宁国县“初属丹阳郡，吴景帝时改属故鄣郡”；《太平寰宇记》复在池州石埭县杨城条下（卷一○五，页13）记述说：“杨城，在县东北二里，《舆地记》云：‘吴大帝时属丹阳，景帝时改为古鄣郡。……’”此“古鄣”显然是“故鄣”的讹误。凡此，均可以与之相互印证，不应因《景定建康志》晚出而轻视。
    [187]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页2822，页2827。
    [188] 《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页2671。
    [189]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三，页1370～1371。刘恭冕《广经室文钞》（清光绪原刻初印本）之《吴国江都国无豫章郡考》（无页码）。
    [190]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二章第一节《刘贾荆国与刘濞吴国》，页34～37。
    [191] 沈家本《枕碧楼偶存稿》（民国刊《沈寄簃先生遗书》本）卷四《书<江西通志>后》（页4a～7a），谓《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渐，而据唐人颜师古所说，渐乃水名，“在丹阳黝县南蛮夷中”。因据《汉书·地理志》，丹阳即“故鄣郡”，所以，“疑《功臣表》陈婴定豫章，当亦为故章（鄣）之误”，乃是“‘故’字误‘豫’”，“误故（章）鄣为豫章也”。是则沈家本也以为从文献校勘角度，更有可能是由“故章（鄣）”误作“豫章”。不过，沈氏没有意识到“鄣郡”应是“故鄣郡”的讹误，只是将“故章（鄣）”视作县名或一般地名。
    [192]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并颜师古注引韦昭语，页60～61。
    [193]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唐司马贞《索隐》（页2822），有类似的说法，谓“鄣郡后改曰故鄣。”清人阎若璩亦承用此说，云：“（秦）鄣郡治鄣县，汉以郡去而名其县曰故鄣。”说见《潜丘札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9册，页45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也有相同看法（卷一七，页141～142）。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淮汉以南诸郡图》（页11～12）所绘秦鄣郡，即将郡治故鄣县标为“鄣县”，应是承用韦昭以来的错误说法。
    [194] 《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64～65。
    [19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页149～150。案秦汉时期与此类似带有“故”字词头的地名，还有两汉牂柯郡之“故且兰”县（见《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602；《续汉书·郡国志》五，页3510），两汉武都郡之“故道”（见《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09；《续汉书·郡国志》五，页3518），可证此类地名构成形式在当时的普遍性。
    [196]《山海经·海内南经》，又《山海经·海内东经》，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本《海经新释》卷五，页268；卷八，页332。
    [197]赵一清《水经注释》卷四○《渐江水注》引述全祖望语，页2003～2004。案杨守敬以为，此“全氏考证甚核”，说见所著《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四○《渐江水注》，页3274。
    [198] 不过，“故鄣”之“故”，也有一定可能如同“姑苏”、“姑蔑”等地名中的“姑”字一样，系古越语词头（关于“姑”字为古越语地名常用词头，请参见陈桥驿《中国古代的方言地理学--<方言>与<水经注>在方言地理学上的成就》，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页57～62）。“姑”、“故”二字在上古语音完全相同，因为本是译音，所以，二者自可相互替换使用。另外，故鄣之“鄣”字，也有一定可能是指旧有的障塞。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卷一（页8）录有“邳鄣尉印”秦印，“故鄣”得名，或与此类同。《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33～2334）载白起攻赵，“取二鄣四尉”，唐司马贞《索隐》释曰：“鄣，堡城。”又《汉书》卷五四《李陵传》附其孙《李陵传》（页2451～2452）载武帝诏陵“出遮虏鄣”，唐颜师古释曰：“鄣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敌也。”说明“鄣”为军事防御设施，应与“亭障”、“障塞”之“障”相通。又2005年4月11日，我在广州暨南大学公开讲述本项研究，蒙暨南大学王颋教授垂告，知故鄣其地，至今仍沿用秦代地名未改，而其所处地理位置，乃正当两山之间谷道，符合设置城障的条件。今并书此备考，并向王颋教授致以谢意。
    [199]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三节《复原西汉政区的前提》，页22～23。
    [200] 在较《汉书·地理志》的断限年代元延、绥和之际稍后的王莽新朝时期，频繁改换郡名。陈直在《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页482）中曾引述“天凤三年二月鄣郡都尉钱君”墓砖为例，释说新莽时乃有改用秦郡旧名者。今案这一墓砖可以说明，当时朝廷改换郡名时所依据的档案，与班固所见相同，已将“故鄣”的郡名，舛错为“鄣郡”。此铭文砖今藏宝甓斋童氏，见童衍方《宝甓斋集砖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页2。
    [201]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七，页142～143）中，强作解人，谓“高帝即称故，不必秦。《高纪》六年已有鄣郡，故云‘故鄣郡’”。殊不知《汉书·地理志》中绝无此例，所说自不值一驳。
    [202] 惠栋《后汉书训纂》（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二十四史订补》本，第3册）卷二三，页895。
    [203]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2003年第1期，页4～35。
    [20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奏谳书》，释文注释，页223～224。
    [205] 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刊《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页171～172
    [206] 秦苍梧郡之主体部分在南岭北侧，而西汉苍梧郡却位于南岭的南侧，二者之间的位置差异，是由于“苍梧”本为战国秦汉之间习用于边地的地名，时“边徼之地，称苍梧者，不独于南方，东之海，西之流沙，皆有之”，说详饶宗颐《楚辞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卷上《苍梧考异》，页47～49。长沙改名为苍梧时，秦人尚未取得岭南，其所辖境域正处于秦朝南徼；而汉设苍梧郡时，已有秦人经略岭南的基础（秦亡后，岭南建有苍梧国，事具《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72，页2977），边徼已推延至岭南。陈怀荃《苍梧考释》对苍梧地名随着南方区域开发的拓展而逐渐南移的变化过程，有具体考释，可参看。陈文原刊《历史地理》第十辑（1992年），此据作者文集《黄牛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页36～43。
    [207]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53。
    [208] 周振鹤《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见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页22～23。
    [209]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60～61。
    [210] 宋人刘攽在豫章郡的问题上，曾提出与周振鹤相近的看法，以为：“长沙封国本无豫章，豫章属淮南。……疑此‘豫章’字传写误加之。”清末王先谦沿承其说。并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下《高帝纪》下，页48。
    [211] 《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页2599～2602。案《黥布列传》系此事于汉高祖三年，据《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页37），应在高祖二年。
    [21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78。
    [213] 《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页2603。
    [214]《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页56。
    [215] 《水经·沅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七，页17b。
    [216] 《续汉书·郡国志》四，页3484。又《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页2831）亦谓“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
    [217]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十章第一节《吴姓长沙国》，页119。
    [218]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4。案清人金榜谓“武陵不言故郡，文略不具，可参考而知也”，似是强为说辞，缺乏相应的依据，没有什幺意义。
    [219]前述唐人许嵩所讲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来源或许与此相似。我推测，许氏很可能是在排除《汉书·地理志》中错载的岭南三郡的前提下，臆补入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复又依据江南当地资料，补入鄣郡（即故鄣），为此只好再将长沙郡剔掉。
    [2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页256，页264～265。
    [221]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63）一文，在述及这一问题时，所说与拙见不同，谓《史记》记述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自上郡入”，是因为“上郡非边郡，故特别指出是入于上郡，以示其与云中、九原不同”。又史念海在《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08）一文中也说“上郡于秦时并非边郡”。今案《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作“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乃是入自上郡，而非如史氏所云是“入于上郡”，故史氏所说，疑有差误。在嬴政未有“河南地”之前，上郡无疑为秦国边郡，不然何以会有上郡北边的秦昭襄王长城。
    [222] 案语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22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224]《水经·河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7a。
    [225]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1812。
    [226] 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376～384。
    [227] 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页247～249。
    [228] 《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条，页1039。
    [229] 《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条，页1052。
    [230] 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5～64。
    [23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5～64。
    [232] 《续汉书·郡国志》五五原郡西安阳县下梁刘昭注，页3524～3525。
    [233] 别详拙稿《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将刊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9。
    [235]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一《三十六郡考》，页226～227。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一《秦三十六郡考》，页8～9。
    [236]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秦三十六郡考》，页9。
    [237] 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之《赢秦郡县图》序，页1a～3a。
    [238] 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三《方舆》上（页363），对此有更具体的考述。惟徐氏所据以立论者，仍是以汉代之三辅相类比，如下文所述，钱大昕对此早已做出相应的解释。
    [23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汉百三郡国考》，页264。
    [240] 《诗·小雅·北山》，据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一三，页150。
    [241]《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句作“分天下之国以为三十六郡”，多“之国”二字，而文义似较今本更为清楚。
    [242] 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谓：“太史公所言分天下者，是分其所得诸侯地，非分其故有秦也。”所说更为乖谬。
    [24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辨》，页255。
    [244] 周振鹤《汉郡再考》附《秦一代郡数为四十八说》，据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页71～72。
    [24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7～238。
    [246] 杨希枚《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原刊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3卷，1972，此据作者文集《先秦文化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616～653。
    [247] 过去以为汉武帝设立十三州，实际上武帝所设乃十二州，我另有文章，具体论述这一问题。
    [248] 杨希枚《论神秘数字七十二》，原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集刊》卷35～36合刊，1974，此据作者文集《先秦文化史论集》，页654～716。
    [249] 《左传》哀公七年，据《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二九，页1747。
    [250] 张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刊尹达、张政烺、邓广铭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页181～200。
    [25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
    [252]《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页1824。
    [25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页244。
    [25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1372。
    [255] 孙慰祖、徐谷甫编着《秦汉金文汇编》，页2。
    [25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秦阳陵虎符跋》（页904～906），因未能领悟秦始皇乃是崇信“十二”这一数字，仍执以为秦“数以六为纪”的例证。
    [257] 《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四，页6a。
    [258] 马非百《秦集史》之《金石志》，页773。
    [259]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260] 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是寓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如《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69）亦记载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上面“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所以，其为数十二，应当是始皇一统天下的一种象征。又如阳陵虎符，铭文称“右在皇帝”，显然是兼并天下以后所铸；而另见有新郪虎符，铭文为：“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见孙慰祖、徐谷甫编着《秦汉金文汇编》，页1）此称“王”而不云“皇帝”，自为二十六年兼并天下以前之物，两相对比，阳陵虎符铭文对“十二”的刻意体现，也显而易见。
    [261] 峄山刻石《史记》失载，今有宋人据摹本重刻者传世，见《金石萃编》卷四，页1a～2b。泰山刻石和之罘刻石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2～243；页249～250。案《史记》所载泰山刻石铭文有“二十有六年”及“亲巡远方黎民”两句，与全文每句四字情况有违；之罘刻石首句亦为五字，作“维二十九年”。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五“廿卅卌”条（页69～70）云：“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则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廿有六年’。想其馀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今案传世峄山刻石之二十六年正作“廿有六年”，可见不惟泰山刻石之“二十有六年”，可据洪迈所见拓本是正，其馀秦始皇诸刻石之年代书法，如之罘刻石等，亦应从洪说改定。前面第一节论述闽中郡设置时间时所举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二十六年”书作“廿六年”；出土秦人简牍，如睡虎地竹简、里耶木牍，凡纪年时，其二十、三十、四十，俱分别书作廿、卅、卌诸字，可证这应是秦人惯用之书写方式。据日本学者森鹿三研究，迄至王莽时期以前，汉简凡书写二十、三十诸字，尚一律写作廿、卅。这显然应是沿承秦人书写习惯。森氏说见《居延出土的王莽简》一文，原刊所著《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1975年，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页14～15。又“亲巡远方黎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页177），谓：“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故诸铭中皆称黔首，不应泰山刻石忽言‘黎民’。且铭皆四言，亦不应此独六字为句，疑有误。”宋赵明诚《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南宋刻本）卷一三“秦泰山刻石”条（页5b～6a）云：“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文虽残缺，然首尾完具。……以《史记》本纪考之，颇多异同。《史（记）》云：‘亲巡远方黎民’，而碑作‘亲车巡远黎’；……皆足以正史氏之误。”应据碑本以正《史记》录文。另外，之罘刻石篇末两韵作：“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例程。”这应是在保持总体结构情况下所做的变通。此处特地以“表垂于例程”来调整因“大矣哉”一句话造成的字数违异，逾表明四字一句，是一种需要遵行的定规。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经韵楼刻本，十部，页89）中论及廿、卅诸字读音时云：“古文‘廿’，仍读‘二十’两字。秦碑小篆则‘维廿六年’、‘维廿九年’、‘卅有七年’，皆读一字，以合四言。”据此，则秦始皇诸巡游刻石，不惟其四字句型，有特定安排，即读音亦刻意遵从四字音节。
    [262] 《云麓漫钞》（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丛书集成》影印《涉闻梓旧》本）卷三，页72～75。
    [263] 《续汉书·郡国志》三梁刘昭注引《地道记》，页3458～3459。
    [26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26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5。首句“维廿八年”原作“维二十八年”，依据前述洪迈说改订。
    [26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1～262。
    [267]案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数以六为纪”之外，《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6）尚记云秦始皇“度以六为名”。
    [268] 如贾谊《新书》之《六术》、《道德说》两篇（据明末刻钱震泷评阅本，卷八，页6b～9b），列举众多“以六为纪”的成数，云：“数度之道，以六为法。”又云：“事之以六为法者，不可胜数也。”其中也包括“天地有六合之事”。可见，“数以六为纪”，恐怕不止与秦尚水德有关，若仅仅是赢秦一朝的崇信，后世便不会普遍通行以三十六为神秘成数；而由天地六合推论，六六相乘，其中即包含有普天之下的涵义，以之与“十二”这一基数相迭加，则可以更好地体现普天之下尽属王土的观念，秦始皇会稽刻石中也明确提到“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1～262），可以与此相印证。又如《易·说卦》（据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云“坤为地”（页95）；《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180）云：“坤，土也。”而坤卦符号划数为六（参见孙星衍《岱南阁集》卷一《易卦九六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国学基本丛书》之《孙渊如先生全集》本，页157），坤与地俱属阴，唐孔颖达尝谓“老阴数六”（《周易正义》卷一，页13）。所以，“六”可以表示地之极数；六六相乘，也可用以象征四海之内。此外，三十六为天地之积“十二”与象征真正天数之“三”的乘积，这一点对于古人是否具有特别意义，也值得注意。再有明人黄瑜《双槐岁钞》（北京，中华书局，1999）卷八“三十六宫”条（页156）云：“乾三画对坤六画为九，兑四画对艮五画为九，离、巽俱四画，对坎、震俱五画，各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对坤八，兑二对艮七，离三对坎六，震四对巽五，亦三十六。”这种易卦数目组合形式，是否与古人遵用三十六之数有关，也值得关注。
    [269] 清朝学者戴震、杨守敬、沈家本和今人徐复等，虽然都坚持信从裴骃一说，但或根本未做考辨，或所做考述草草不足以证成其事。戴说见所著《水地记初稿》（合肥，黄山书社，1995，《戴震全书》第四册本）卷一《记郡》“秦四十郡”条，页97～101。杨说见所撰《历代舆地图》之《赢秦郡县图》序，页1a～3a。沈说见所撰《诸史琐言》卷六，页95～96。徐说见所着《秦会要订补》卷二三《方舆》上，页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