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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在演讲中着力阐发孙中山与孔子的关系，“固有道德”与“文明复兴”的关系，他说： 总理领导之国民革命唯一之目的，在于救国，而救国之唯一要图，在于恢复国民之自信，宇宙真实之道理，只是一个事实，其在人类，便是一个精诚的力量，所以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能够立得起真实的自信，然后对于一切真实的事物情理，都可以有真实的鉴别，和真实的信仰，“恢复固有道德智能，迎头赶上世界科学的文化”是总理对中国国民所给予的起死回生的圣药，总理对一个外国的革命者说，“中国的文明由尧舜禹汤而传承至文武周公孔子以后，便无人继起，我的革命，便是继承孔子以后中国绝了的文明，把他复兴起来”，我们只看这一句话，就可以了解革命的意义，也可以了解中国国民的责任。[11] 汪、戴二人将儒家道德看成是亘古不变的价值原则，宣称没有儒家道德，只能亡国灭种。他们夸大了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解危脱困的能力，又低估了日寇这“兽类的集团”灭亡中国的野心。“豺狼来了有猎枪”，要对日寇进行有效的防御和反击，关键还是依靠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硬实力。作为软实力的“固有道德”不是不重要，但将其提到唯道德主义或道德万能论的高度，就不免自欺欺人了。如果说汪、戴二人在国家祀孔典礼的“民族主义”叙事上多少有些虚夸，但在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们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作这样的联结与阐释，虽是从“道统”上为三民主义理论找到了似是而非的历史根源，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抹煞了三民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儒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这貌似继承了儒学的神髓，实则不过抓住了儒学的皮相。 退一步讲，即使汪、戴二人抓住了儒学的神髓，也不意味着其在政治文化战略上高瞻远瞩，看清了近代中国这条大河的水势与流向。因为儒学在政治功能上存在着“治治，非治乱”[12]的局限性。儒学的“王道政治”在治世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优化选择，但是一遇到需要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乱世，它就缺少了足够的政治整合力与社会动员力。尤其在“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礼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型的时代大势下，走出庙堂的儒学无论是在战略架构上，还是在技术操作上都难以承担重建民国政治文化秩序的时代重任。诚然，对于“党国”而言，孔子学说与三民主义的思想对接是否符合文化发展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符合蒋介石借助文化传统塑造新政治权威的策略。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中央党部举行孔诞纪念会，而且还特派叶楚伧、褚民谊等人前往曲阜主持孔诞纪念会。 8月27日，装饰一新的曲阜孔庙别有一番风景。正门未开，东门交叉悬挂国民党党旗与民国国旗，门内设注册处，为来宾登记之地。大成殿正中为孔子碑像牌位，上书“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上悬有二匾，曰：“万世师表”，“斯文在莪”；两旁有匾，右曰：“德齐帱载”，左曰：“圣协时中”；对联两付，内联曰：“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外联曰：“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德；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风莫喻圣人”。孔子像前，供有全牛全羊全猪三牲，其前供案上陈列周代铜器十供，计为：（甲）周木公鼎，（乙）周册卣，（丙）周四足鬲，（丁）周蟠夔敦，（戊）饕餮甗，（己）周夔凤豆，（庚）周伯彝簋，（辛）周牺尊，（壬）周亚尊，（癸）周宝簠。殿外陈列古乐器，计有楹鼓、特盘、金钟、玉磬、博钟、足鼓、田鼓、博付鼓各一，琴六，瑟四。另有徽旗二面及柷、梧各一、舞笛二十，余节二个。升龙旗与柷用于起乐，降龙旗与梧用于止乐。执事人员皆穿紫花礼袍，戴黑方巾帽。 是日早6时半，国府代表叶楚伧，行政院代表褚民谊、溥倜，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林翔、王用宾，监察院代表郑寿荃，内政部代表傅汝霖，教育部代表雷震等到曲阜，先赴衍圣公府稍事休息，随后到孔庙参加祭典。山东地方陪祭人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民政厅长李树春、教育厅长何思源、省党部常委李文斋、组织科主任刘心沃、书记长胡庭梁、曲阜县长孙永汉等。祭祀者登祭坛，至大成殿前肃立，一律穿着青马褂长袍，司乐人员一律戴黑方帽，穿紫花长袍，齐肃立于大成殿前。第一行为主祭叶楚伧，第二行为各部院代表褚民谊、山东省厅代表李树春、何思源、衍圣公孔德成与曲阜县长孙永汉，第三行为陪祭人员，第四行为各界与祭人员，第五、第六行为曲阜县党部及各机关人员。右旁为军乐队，左为与祭妇女，再前为古乐器，祭坛下为杏坛；左旁为孔氏族人及各届学生、民众等不下五千人。先由叶楚伧献花圈，再由中央典礼局股长柴祖荫读祝文，文曰：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念七日先师孔子诞辰，国民政府特派主祭叶楚伧，暨陪祭行政院代表褚民谊，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林翔、王用宾，监察院代表郑寿荃，内政部代表傅汝霖，教育部代表雷震、岳东，鲁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民政厅长李树春，教育厅长何思源，曲阜县长孙永汉，孔氏奉祀官孔德成等，敬致祝词曰：“恭维先师，万世仪型，明德新民，知化穷神，折衷六艺、譬如北辰，天下为公，大同仰止，货力致用，不必为已，唯我国父，弘喻此旨，心乎诸夏，左衽是惧，明愚强柔，民族之榘，亲亲仁民，示以义方，选贤与能，民权用张，既庶何加，曰富与教，患不不均，民生策效，凡斯微言，合德相告，百世损益，于此洪造，邦家多难，民思威仪，崇德辩惑，礼以致辞，祗陈芳馨，宫墙在兹，同觉天民，神其格斯。”[13] 继行三鞠躬礼，奏古乐。古乐器虽陈列有十余种，但能奏者不过数种。奏乐完毕，再行一鞠躬礼，礼成后摄影留念，时7点20分。[14] 接着，社会各界也陆续在孔庙举行了纪念孔子圣诞大会，最后孔氏家族及孔教会又行家祭礼，一切悉按古制，异常隆重，至10时始毕。11时，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叶楚伧、各院部代表及鲁省民教两厅长等，由衍圣公府出发至孔林谒林致祭。他们分乘汽车前往，沿途有军警戒备。12时，各主祭、陪祭人员齐集孔子墓前，行礼如仪。中央各部院代表致祭之后，由衍圣公孔德成致书面谢词。 1934年的曲阜孔庙祀孔典礼，完全合乎国民党中央于是年8月26日通告的祀孔典礼秩序。事实上，它也是抗战时期曲阜祀孔最为隆重的一次。[15]相比之下，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举行的祀孔典礼在仪节上有所改变，主要是减了“唱国歌”和“读祝文”两节，另增了“静默三分钟”一节。内中情由，尚不得而知。 “党国”的祀孔典礼作为一种政治仪式，既有对外的象征意义，又有对内的实体意义。其对外的象征意义，在于向外展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信心与精神。具体而言，其一，孔子后裔孔德成是活着的“固有文化”象征。在日寇逼近山东的时候，孔德成能够出现在国家祀孔典礼上，就意味着民族“固有文化” 元气未散，根本尚存。其二，孔子祭祀是活着的“固有文化”传统。国家祀孔典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示和提升民族“固有文化”的神圣性，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脉不绝如缕，历久弥新。“固有文化”已经沉淀于民族的血脉当中，它在抗战御侮中虽不能像“武器的批判”那样直接见效，但却具有不可忽略的精神支持作用。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固有文化，也就失去了内在元气。 其对内的实体意义，在于通过恢复“固有文化”以建设民国新政治文化的实际内容与实际方式。从实际内容上看，“党国”在国家祀孔典礼上宣称要恢复的“固有文化”是指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与儒家伦理道德。从实际方式上看，汪精卫在国家祀孔典礼上宣称的“与时俱进”即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辨证统一。 不过，祀孔典礼的实体意义着实有限。从其内容看，孔子代表的原始儒学是一种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以知为表，以和为通，“极高明而道中庸”[16]的思想体系，重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化逻辑，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7]的精神境界，具有浓郁的劝善、启智与求美的人文气息。姑且不论“党国”祀孔典礼丢弃了传统之乐的形式与精神。若是“党国”真有意恢复这样的“固有文化”，就不会自封权威，垄断解释孔子学说的话语权，更不会将昔日的革命盟友共产党以及诸多民主人士视为“大逆不道”，必出师“戡乱”，杀之而后快。对照这些不仁不义之行径，“党国”声称要恢复“固有文化”，不过是一种掩饰其诡谋的谎言而已。从其方式看，国家祀孔典礼在形式上增加了一些现代的气息，但在精神上却一再强调对领袖的“忠孝”，这是在行文化复古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形式上的“与时俱进”，并不代表本质上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统一的发展逻辑。更何况孔子学说开不出民主的思想。在文化复古主义的路线下恢复孔子学说代表的“固有文化”，就意味着“党国”要重建类似“礼治”的等级政治模式。如此一来，“党国”代表在祀孔典礼上对孔子及其学说表现出的尊敬与热爱，就很可能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虚假情感。 三、祀孔典礼的仪式演变与社会场域化 1934年在南京与曲阜同时举行的祀孔典礼，开创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祭祀孔子的先例。这一先例要成为一种“党国”祀孔新传统的开端，就必须确保此后举行的祀孔典礼在仪式上具有规范性与重复性。祀孔典礼也只有成为传统，才能训练和塑造人们的身体记忆，进而以隐蔽的方式向社会日常生活输送党国的权威与意志。 从1935年到1945年，这项祭祀典礼基本依照1934年7月颁行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连续举行，但在具体仪式上又屡有变更。1935年曲阜祀孔典礼秩序如下：（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国歌；（四）献花；（五）读祝文，由宋文用读；（六）行三鞠躬礼；（七）奏乐，唱孔子纪念歌；（八）行一鞠躬礼；（九）礼成摄影。翌年，祀孔典礼秩序与此基本相同。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祀孔典礼趋于简淡。大约因为《孔子纪念歌》不便于演唱，1938年重庆举行的“党国”祀孔典礼已不见其影踪，而且典礼秩序出现了显著改变，其内容为：（一）主祭就位，（二）陪祭就位，（三）与祭就位，（四）肃立，（五）奏乐，（六）献花，（七）恭读祭文，（八）向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九）奏乐，（十）礼成。[18]这与1934年的祀孔典礼规定相比，显然减少了“唱党歌”、“静默三分钟”、“主席报告纪念孔子意义”等仪节。祀孔典礼仪式的简化，意味着国民党实权派面对日寇的疯狂攻势而惶惶不安，即使是过去拿手的官样文章也写得短促而苍凉了。 1943年，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拟定了新的祀孔典礼。是年，戴季陶、陈立夫、顾毓琇等人在重庆北碚召开议定国家礼制的会议，宣称中华民国礼制“以绍述三民主义，以其所提示之超人信仰”[19]为根本原则。这次大规模的“制礼作乐”将先师孔子祭祀列入最高级别的国家祭祀，其典礼仪式如下： 一、平明行礼。与祭及陪祭者先集，国民政府主席备仪从，至庙门外先诣休息处盥洗。 二、祭礼开始，乐作，主祭者诣行礼位，陪祭者以下各就位，奏迎神之曲，行三鞠躬礼。 三、初献赞引导主祭者诣香案前，陪祭者各诣分献处，献帛，献爵，读祝文，行一鞠躬礼。 四、亚献：如初献礼，不献帛，不读祝。 五、终献：如亚献礼。 六、主祭者及陪祭者均复位，奏迎神之曲，行三鞠躬礼，礼成。 国民政府主席亲祭孔子时，五院院长，考试院副院长，教育部部长，至圣先师奉祀官，中央大学校长，陪祭分献，简任以上大学校长与祭。各地方政府，均以最高长官主祭，僚属及各校校长陪祭，地方团体代表与祭，设纠仪四人，国民政府主席亲祭时，以监察委员为之，地方致祭，推团体代表为之。[20] 这套祀孔典礼继承了传统的“三献”仪节，很像是袁世凯政府制定的《祀孔典礼》，只不过是以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以“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名代替了“大总统”等职名。相对于1934年《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的近代化意味而言，其具有明显的文化复古主义色彩。祀孔典礼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还在于北碚礼制会的戴季陶、陈立夫、顾毓琇等人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其中以主持北碚礼制会的戴季陶为最。戴氏十分眷恋传统礼乐文化，意图恢复“礼宜乐和”的伦理政治秩序，因此对“党国” 借祀孔典礼展示其意志与权威颇不以为然。1943年，在被蒋介石委以负责“制礼作乐”的重任之后，戴氏即着手在“宪政”的名义下按照文化复古主义的原则设计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典礼制度。是年底，包括祀孔典礼在内的《中华民国礼制草案》拟定完成。未料此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疲于应对日益紧迫的时局，北碚礼制会于1944年曲终人散，而《中华民国礼制》也因此胎死腹中。在此情况下，陪都重庆的国家祀孔典礼每年照例举行，只不过在部分仪节上有所调整和变通罢了。 “党国” 在抗战时期连年举行祀孔典礼，还同时举行了以纪念孔子诞辰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政治社会活动，从而将祀孔典礼演绎成了一种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丰富的社会场域。这些政治社会活动主要如下： 其一，保护、整修全国各地孔庙，以重建祀孔典礼的空间网络。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恢复国家祀孔典礼之时十分注重保护和整修全国各地的孔庙。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系统调查了全国各地的孔庙状况，甚至还为当年修复一新的江西省丰城县孔庙颁发了刻有“圣之时者”字样的匾牌。对于抗战时期国家祀孔典礼的社会场域化而言，孔庙无疑是可以充分利用的首选空间资源。在后“经学时代”的民国社会，各地不同级别的孔庙数以千计，架构着一种以儒家伦理观念维系社会日常生活的三维空间网络。 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发布了保护孔庙的明令，内称：“孔子之道，昭垂二千余年，为我国民族一切文化之中心，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之各种固有美德，莫不秉其渊源，受其化育。后世建庙崇祀，理宜永矢勿替”，并规定“所有各省市之孔庙，一律严禁军队驻扎”，“如有损毁，各省市县各级政府尤应设法修葺，务使恢复旧观，俾人民获资瞻仰，因以砥砺醇风，立国化民”。[21]这项命令为“党国”在战争环境中重建祀孔典礼的空间网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奉行的“党治”政治与传统的“礼治”政治并行不悖，而且逐步融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