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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将“孔诞日”定为“教师节”，以凸显祀孔典礼的时间符号。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阳历8月27日，是祀孔典礼举行的制度时间，也是打上了“孔子”形象的时间符号--“孔圣诞日”。这一时间符号像总理逝世纪念日、奉安大典纪念日、总理纪念周等制度时间一样，意味着强势的国家权力意志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干预和渗透，也表明南京国民政府运用时间符号的政治技术已十分熟练。 倚仗着操控时间符号的熟练套路，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圣诞日”与“教师节”连在一起。1939年8月28日，定“孔圣诞日”为“教师节”。是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慰勉全国各校教师的电文云：“中央决定以孔圣诞日为中华民国教师之纪念节，良以孔子□不厌不倦之精神，树立己立人之楷模，除奸佞而振人伦，辨夷夏而继正气，故能师表万世，风从四海。” [22]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圣诞日、祀孔典礼与教师节融为一体，此举貌似继承了孔子的教育精神，提升了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实则不过是给教师群体制造了一种职业神圣的政治幻象，借以换取其对“党国”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南京国民政府借助教师节凸显“孔圣诞日”的醉翁之意正在于此。 其三，将“衍圣公”改为“奉祀官”，以标明祀孔典礼的血缘正统性。 从1920年到1934年一直袭封“衍圣公”的孔德成对于国家祀孔典礼的血缘正统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国家祀孔典礼若是缺少了至圣后裔孔德成，也就缺少了承接孔子血缘的正统性，其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将大打折扣。 [23]只是“衍圣公”的爵号与民族国家的“党治”体制尚难以契合，因而孔德成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僚体系之间也就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人事隔膜。为使二者融为一体，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决定将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成“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其本人享受中央官员中级别最高的特任官待遇[24]。是年7月，孔德成在南京谒中山陵之后宣誓就职。至此，历时800余年、传袭了32代的“衍圣公”封号成为历史的旧物，而“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设立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将至圣后裔纳入了“党治”官僚体系。如此一来，象征国家文脉的孔家也就与南京国民政府休戚与共了。“党国”的祀孔典礼也因为孔德成的参加而获得了孔子的血缘正统性。 其四，召开演讲会，发布政治文告，以放大祀孔典礼的政治宣传功能。 《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下的祀孔典礼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宣传功能。在以纪念孔子诞辰为主题的多种政治社会活动的辅助下，国家祀孔典礼的政治宣传功能发挥得更为充分。这些政治社会活动主要是召开演讲会和发布政治文告。它们在1934年祀孔典礼新传统开创之时就一并出现了。 1934年8月27日，南京各党政机关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市委党部发布了《告同胞书》，书云：“（孔子）诸说亦正与总理政治哲学之基础，与大同社会之主张相同。此可知孔子之学说与总理主义之关系，可谓前后辉映矣。孔子……实堪为吾人矜式。吾人生当今日，遭空前之国难，应发挥孔子攘夷精神，复仇雪耻，以恢复民族固有地位。其次需以孔子自强不息之精神，发奋忘食，以求知识之充实，科学之昌明，更须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以整齐简朴为规律，以礼义廉耻为鹄的，努力实行新生活，而为民族解放之张本。此则今日纪念孔子诞辰中所应深自体认戮力以赴者也。”[25]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纷纷发布了大同小异的《告员工书》，意图“端正国人趋向，挽救世变”[26]。 同日下午，考试院举行了纪念孔子诞辰的演讲会，前来听演讲的各界人士有500多人。这次演讲会由钮永建任主席，其开始程序俨然一个简化的祀孔典礼，具体为“全体肃立，唱党歌，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及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后即开始演说。”[27]整个演讲会从下午2时开始，到6时结束。演讲的主要内容为：（一）孔子学说与总理遗教；（二）孔子为时中之圣；（三）孔子之志行；（四）世界的孔子；（五）孔子尊周攘夷主义与选举论之感想；（六）孔子之伦理学说。 从1935年至1945年，以纪念孔子诞辰为主题的演讲会与政治文告一直充当着祀孔典礼的配角，为其营造出烘云托月的政治社会化场景。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客观上为祀孔典礼提供了某种思想文化依据。 在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精心营构下，国家祀孔典礼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仪式的范围，成为旨在以威慑与教化的双重方式控制人心与人身的社会场域，而且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弥漫性与笼罩性。进而言之，社会场域化的国家祀孔典礼是要将 “党国”治下的社会民众造就成效忠“党国”的“顺民”，剥夺其在救亡启蒙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中应有的觉醒机会与革命权利。 四、祀孔典礼引发的社会政治反响 按照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逻辑，抗战时期的祀孔典礼作为民族主义与权威政治的宏大叙事，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响应与支持。令其始料不及的是，事实情况却与党国的政治企图大不相同。国家祀孔典礼虽在仪式上表现得庄严神圣，但在社会舆论上却被演绎成思想交锋与政治批判的前沿阵地。国民党人竭力表白国家祀孔的正当性，而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中虽不乏帮腔者，但更多的还是义正辞严的批判者和报以讽刺的闲话者。 （一）支持者的表白 一些颇具文化理论素养的国民党人精心撰文以表白国家祀孔典礼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其中以国民党元老邵元冲为最。1934年8月，邵元冲为纪念孔子诞辰所撰《孔子之人格与时代精神》一文称： 吾民族苟欲奋其困勉之功，以争生存，以重光故物，昭我民族历史之光者，必宜有擎治孔子学说之必要。盖一切民族能独立生息于大地者，必有其民族之历史与文化，由此而增其民族之自信力与其奋斗之勇气，由是而发扬光大其固有之文化，则其民族之进展将无限。盖任何民族虽不能不力追时代之文化，以求适乎时，然时代之文化必以历史之文化为基础，时代之精神亦必以历史之精神为基础。不然则若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决不能为基本之发展也。故此后中国之时代文化无论若何力追上游，要不能不以集往古历史文化之大成之孔子学说为新文化之基础。今日者，寇深矣，欲发挥民族卫国之神勇，必在发挥吾固有之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之动力，必在于民族固有之历史文化，与其历史上之模范人物，则舍孔子其谁与归，则舍孔子人格之模型其谁与归。而综孔子学说之适于时代精神者，为政则应发挥其刚毅之责任心与仁民爱物、厚利民生之要义，御侮则应发挥其攘夷、复仇、明耻之精神。[28] 在邵氏看来，任何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其固有的历史与文化。一个民族固有的历史与文化，是其时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也是其勇气与自信心必不可少的文化源泉。因此，一个民族不继承、发扬其“固有文化”，就会缺少强劲的发展动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对民族与文化之关系的这种认识，邵氏进而认为：中国要鼓起民族抗战的勇气，就要振奋固有的民族精神；振奋固有的民族精神，就要继承民族固有的文化；继承民族固有文化，就要学习民族的模范人物--孔子；学习孔子，就要发扬孔子的学说要义与御侮精神。 若就学理而言，邵元冲对于民族“固有文化”在发展中必须讲究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统一的看法不无见地，对于在民族危难之际必须保护和传承“固有文化”的主张也确有道理。但从抗战建国的角度而言，其对于学习孔子学说要义以阐扬御侮精神的倡导却值得斟酌。民族抗战固然需要勇气与信心，但事实上孔子精神距离抗战精神太远，难以在理论交锋的前沿阵地上充当“批判的武器”。因此，邵元冲以此文注解国家祀孔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也就显得牵强、虚迂，难以服人。不过，此文的字里行间倒是洋溢着邵氏的文化情怀与爱国热忱。 （二）帮腔者的喝彩 《大公报》不无虚夸地为1934年的国家祀孔典礼喝彩，其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云： 今日为中央规定之孔子诞辰纪念日。在此全国步艰难，人心陷溺之时，当局者发蒙振瞶，有此一举，诚足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其为重要，无待论也。 ……中枢诸彦，年来搘柱艰危，究心国病，知非唤起国魂，提高精神修养，无以奠国家民族复兴之基础，因有此次制定孔诞纪念之令，全国各地，一律行礼；且更特派要员，躬赴曲阜圣地，敬谨举行祭典。想见今日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诚足以一新全体国民之耳目，昭示民族觉醒之徵象，至足庆也。 ……吾人则以为今日之计，必先涵养不可变之国民精神，然后始可制御无穷尽之人世变态，故切望忧时之士，速救人心陷溺之积弊，提倡刚贞果毅之修养。其道端在推尊孔子艰苦卓绝修己救世之人格，阐扬儒家刚健尚义特立独行之仪型，庶足以转移叔世麻木萎靡寡廉鲜耻之风习，以立国家民族复兴之础石。此较之憧憬大同，侈谈攘夷者，在今日殆更为急需也。……是则尤望今之主张尊孔者，憬然于本末先后之序，砥砺儒行，躬为民望，则今日之孔诞纪念，即不啻为国魂之复活节也。有志之士，盍兴乎来！[29] 这篇社评高调赞颂了1934年的国家祀孔典礼，称其对于振奋国民精神、恢复民族信心、奠定民族复兴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将民国新定的孔子诞辰纪念日誉为“国魂之复活节”。在评论者看来：国家落入病态的总根源全在于国魂泯灭，“人心陷溺”，民族精神沉沦；祛病药方是孔子精神与儒家伦理思想；药效机理是以国家祀孔典礼推尊孔子，阐扬儒家精神，进而刺激民族觉醒，复活“国魂”，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姑且不说这种论调具有浓厚的道德决定论色彩，单就其振奋国民精神，唤起民族觉醒的药方与药理而言，实在是拘于书生意气，难脱纸上苍白。对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而言，真正的民族觉醒不只是数万民族精英的觉醒，更是数亿农民的觉醒。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无从感受这貌似与抗战御侮密切相关的国家祀孔典礼，而以孔子的御侮精神保家卫国也就无从谈起了。尽管难以判定《大公报》刊发此社评的真实动机，但至少可以推定，撰写和认同此社评的人们还不太清楚国家祀孔典礼与中国农民觉醒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三）反对者的质疑 抗战时期的祀孔典礼在“党国”强势行政的主导下，成功渗透到了南京、天津、北平等城市的社会生活，但其中隐藏的操控人心与人身的政治套路却躲不过有识之士的锐利目光。在他们看来，抗战时期的祀孔典礼已不幸沦为“世俗迎神赛会的勾当”[30]，强权统治的遮羞布，与事无补，与时亦无补。这些有识之士以张申府、傅斯年与鲁迅为突出代表。 张申府于1934年11月12日发表了一篇质问南京国民政府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他在该文中指出：拯救中国危亡的两大问题是“救济农村破产”和“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恢复民族的自信，大概是必要的” 。以国家祀孔的方式恢复民族自信也未尝不可，但从“现在尊孔的动因”看，“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藉崇孔子以恢复民族自信，但谈何容易”。[31]显然张申府很是怀疑国家祀孔典礼对于恢复民族自信的实际效能。在他看来，文化复古断不可取，推尊孔子更救不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与其在国家祀孔上长袖善舞，粉饰太平，不如老老实实地一手抓经济--“救济农村破产”，一手抓军事--“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一评论直接击中了国家祀孔典礼的要害之处。 傅斯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冷静地审视“党国”的祀孔典礼。他在1935年4月7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论学校读经》一文，坦言其对“党国”祀孔典礼的担心。文云： 则自建业建都以来，政治上要右转些，本为事理之自然，当为人情所谅解。不料中国人‘如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一朝右转，乃至步步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远史不必谈，姑谈近史。满清升孔子为大祀而满清亡，袁世凯祀孔而袁世凯毙。韩退之有句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大凡国家将兴只问苍生，国家不了，乃事鬼神，历史给我们无数的例。祀孔还不算完，接着又有读经的声浪，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国家的前途担心。……特别在这个千孔百疮的今日中国，应该做的是实际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虚是不能救中国的。[32] 在傅斯年眼里，祀孔典礼纯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虚文表演，“右转”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文化复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简直就是在重蹈清廷和袁世凯的覆辙。从祀孔到读经的政治文化策略不仅无益于抗战时期的中国，而且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预见的灾祸。 鲁迅评判“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说法更为犀利。他说：“诚然，每一个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33]“权势者的留声机”这一语道出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像“经学时代”一样利用庙堂上偶像化的孔子去统治老百姓们的精神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扼杀其独立的政治批判力。至于这是否有悖于以祀孔典礼唤起民族觉醒的初衷，则不是“党国”真正关心的事情了。 除上述有识之士的批判之外，来自国民党左派的对蒋介石等人儒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之行径的批判和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尊孔读经、推行文化复古主义的批判，也间接否定了抗战时期国家祀孔典礼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四）闲话者的讽刺 抗战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连年举行之时，置身局外而热潮冷风的闲话者亦不乏其人，唐弢即是典型一例。他在《关于祀孔》一文中首先就自己对国家提倡的有助于“民族复兴”的“祀孔”竟未加以注意作了“检讨”，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恕的罪恶”，继而以“反讽”的语调将曲阜祀孔典礼描绘成了喜剧表演： 周、汉祭器，钟磬古乐，倘不跑进博物院、陈列所，轻易是看不大到的。至于太牢少牢，名目虽然古得可喜，说出来其实很平常，前者是牛羊猪，后者单指羊，这回大概是用了双料。但使我觉得有趣的，却是那些戴青方巾，衣紫花袍，手持羽修的执事。说是执事，是专替“先圣”帮忙，不供活人差遣的。所以就只须立在两边。 (责任编辑：admin) |